虽然大多数中国留学生主攻工程技术和商科，但也有不少在这一过程中，选上有关当代中国的课程；而正是在这里可能会出现教授，特别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和中国大陆留学生之间的某种紧张。

就小留学生个体而言，因为年纪较小，读本科又必须接受学校安排住进宿舍一两年，其后可能自己租房，所面临的独立生活挑战，与美国本地舍友间的磨合问题，是比出国时年纪较长、读书期间通常只与其他中国研究生分租公寓的“老留”要大的。从学业来看，不必像本科生那样按规定必须选主辅修专业，并涉足各类通识课程以满足学分需要，比基本上只上本专业的研讨课的研究生，压力也更大。

从在美国读研究生和博士，到后来从事大学教学，笔者一直接触到来美国读本科的“小留”，即读美国高中和大学本科，有别于老一代主要靠奖学金资助读博士的“老留”。自2015年起，赴美读本科的中国留学生总数首次超越研究生人数。按照美国的外国留学生中本科和研究生人数大致持平、本科生略高的数据推算，在目前中国留美的38万多名学生中，大部分是刚刚成年的本科生。美国校园里，来自中国大陆的小留学生不仅人数众多，也因为各类事件和冲突，不时引起关注。

但要说如何监控、报告，则实在是匪夷所思的想象。笔者目前任教的学校里，来自中国大陆的本科生没有建立任何组织，也过得很好，足见这类组织原本就是可有可无，有之聊胜于无的一类，并不值得草木皆兵。

由于中国在近20年的经济和技术飞跃，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小留学生作为留学市场的消费者，开始对美国采取一种“祛魅”后的眼光，也无可厚非。频繁发生的针对无辜留学生的伤害事件，难以回避的种族矛盾，大规模枪击，都不可能不影响他们对美国和西方社会的观感。留学美国仍然是“一个时代的故事”，但如今身处其中的人的情感与认知，和20多年前，也不可能完全一样，只能说是对美国社会的体会和认识都更深入和平衡。这其实是中国百年留学史的一种进步。

笔者接触过的绝大多数小留学生，可以说都算得上独立和自立能力很强的孩子。家境较好的也生活简朴，认真自律，目标明确，毕业后都能继续读研读博，然后找到工作。在国外诸事不易，就是家里有钱也缓不济急，事事还得自己操心办理。笔者倒觉得，有些浑浑噩噩的美国本地学生，倒应该向各国留美学生学习一下子自我管理的能力。

在认知层面，小留学生肯定存在一些局限，但笔者确实没有见过，也没有教过拒绝多元视角的小留学生。他们的更大障碍在于，有时不能很好地用非母语的英语进行有效书面表达，导致一些自己选定而且原本很精彩的研究题材，如毛泽东时代的“黑市”问题，最终未能很好地处理，但从没有人在态度和立场上拒绝以开放和多元、深度分析的方式，重新看待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只要教师采取实事求是的严谨态度厘清历史脉络，进行历史因果和意义分析，对中国现状进行尽可能客观的探讨，所有学生都可以借此走进一个重建认知的世界。

事实上，随着留学行为大众化，留学生的家庭背景早就趋向普通中产。很多在意外事件中被报道的留学生，都来自很普通的家庭，且其中单亲家庭不少。固然，由于留学本身就是一种奢侈消费，一定要说学生家庭个个赤贫，一下飞机就去打工，是不真实的；但认定留学生家庭都是特权阶层，“既得利益者”，显然也不准确。

笔者认为，教学者如何弥合自身和学生之间的认知鸿沟，引导学生有效学习和分析中国社会及当代史，始终是一个重要课题。这一过程对美国学生来说，是一个摆脱美国主流媒体话语塑造，对中国进行准确了解，补足常识，摆脱偏见，并进一步产生更多共情理解的“熟悉化”过程；但对小留学生来说，则是一个重新学习、在适当拉开距离以后“去熟悉化”的思想过程。然而，把小留学生塑造成偏执顽冥，逼迫教师自我审查的举报者形象，笔者难以赞同。

（作者是美国阿勒格尼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令笔者感到不安的，是目前一种对小留学生的过度苛求甚至妖魔化的倾向。不久前，笔者参与一项针对大学教授的英文网络民意调查的问题设计，就反复诱导答题者把来自中国大陆的大学本科生，当成可能向有关部门告密，揭发教师涉及中国的言论，并导致教师无法获得签证的人。在几年前的一份美国公开报告中，还曾经煞有介事地提出，美国大学校园里的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是某种带有特殊任务的组织，读来令人啼笑皆非。

客观地看，已在美国立足的文科教授，在年纪、人生阅历、学术素养、掌握的信息、看问题的视角等方面，与在中国大陆接受基础教育的留学生之间，已经很不一样。本科留学生对教师年纪的人经历过的中国，以及基于实证研究建立起来的对中国方方面面复杂性的认知，也有很大鸿沟。教师这一代中的一些人，可能还有对上个时代中国农村贫困的切身的创伤记忆，而对这一代城市出身的学生来说，或许农村已经变成有趣的、玩“农家乐”的好去处。留学生在国内习惯那种对中国的正面论述，与美国的学术和教学环境对中国的远距离、批判性的观察和研究，以及使用的理论工具，更有很大不同。这会导致不少大陆学生感到，老师讲的中国，和自己在国内课本和媒体上了解的中国很不一样。

笔者研究生阶段读过两所美国大学。美国大学里的“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基本上属于一种互助型国际学生组织，在学校作为社团登记，来自其他国家的学生往往也有这类组织；日本学生似乎更为个人主义，除了偶尔聚餐以外，似乎不成立专门协会。“联谊会”的功能一般限于开传统节日派对、接机、建立介绍租房信息的平台等等。如果学生不愿和联谊会有任何瓜葛，也悉听尊便。愿意担任会长的人除了有服务公众的热情，也有往履历上加一笔的私心，或把聚会后的食物近水楼台搬回家的动力，也是人性弱点，无伤大雅，无非传为笑谈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