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马相伯先生之后，复旦真正的创立者——李登辉——就是兼具多重身份的南洋人。作为福建裔的李校长不但生于南洋，并在新加坡的名校——英华学校读完中学，在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后回到英华学校任教。1905年前往上海后，于次年执掌尚处在婴儿期的复旦。正是他任校长的数十年期间，复旦才算走上正轨。李登辉也与本地名流，如林文庆、宋旺相、伍连德等关系密切。故复旦最早的一批资助者，主要就来自南洋的富商。此后，复旦又多次来新加坡筹款，其中1929年筹款活动的接待者即是本地福建巨贾胡文虎，参访团就住在胡文虎的著名别墅之中。可以说上世纪上半叶，正是南洋滋养了这所如今享誉海外的著名学府。
可以说开放自由与尊重契约精神，是上海精神气质的一体两面。在很多情况下，这种对于民主、科学、自由、法治概念与契约精神的尊重，则都与东西风交汇之地有关。虽然很多时候，内地人往往并不喜欢上海文化的这种理性又矜持、精致又傲慢的观感，但其社会运营的清晰法理逻辑，却体现了现代文明的内核。此次疫情中的上海，经历前所未有的精神劫难，也至少暂时违背了自己的发展轨迹。但开放且尊重规则的上海文化，依然将是它在未来继续保持城市活力的根本特质。上海在今后依然是一面中国对外开放的晴雨表，它的自由繁荣与否，也将昭示着中国国运的兴衰。
在古老的华夏文化传统中，上海是一座新兴城市。在我主要关注的南朝初年，长江口其实在镇江附近。那时此地的长江两岸烟波数十里，再往东的很多地方都还沉在浩瀚的东海之中，唐宋以后上海才慢慢成长起来。但真正让上海获得前所未有发展契机的，反而是给中华带来莫大耻辱的《南京条约》。作为通商五口之一，租界给上海带来了稳定的国际商业环境，即使在周边面临比如洪杨之乱的社会冲击时，促使江浙富商逃到这个避难之地。对商业社会而言，执守规则与稳定才是一切发展的基础，上海正好皆可提供。
复旦大学宗教学系主任李天纲教授在点评环节时提到，当时上海有一个规模不小且影响巨大的南洋商人社群。这个圈子不但在政商学各界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号召力，也体现了上海学界与商界的开放性。这又使我们想到另一个相关问题，即上海所具有的独特气质，尤其是在疫情封锁两个月后方始慢慢恢复的现实之中，就更加凸显了这种反思的重要性。
（作者是本地文史爱好者）
今年是复旦大学迁校江湾永久校址100周年，以及复旦功勋校长李登辉先生诞辰150周年纪念，特蒙复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主任陈引驰师及王启元兄不弃，命我在名为《沪滨屹立东南冠：东南网络中的复旦大学》的讲座上，谈些复旦与东南亚及新加坡之间的关系，以及在新加坡等地所发现的复旦校史文献。
讲座结尾时，我提出若干宏观问题。即中华文明的公私学教育，跟起源于欧洲中世纪的近现代高等教育体系，有着本质性的差异。也即在中国既有的制度中再发展数百年，恐怕依旧产生不出现代的高等教育制度。中国的近代高等教育，完全是西方的舶来品，并且与留学生网络、基督教会（尤其是美国的新教教会）乃至东南亚华侨社会，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因此中国最为富庶之地——江浙地区，就有了一个稳定的对外口岸与良好的经商环境，故而成就了“十里洋场”。这座与香港一起最早进入现代商业社会的中国都市，通过100多年的洗礼，形成极为独特的国际视野、现代理性与科学意识及商业契约精神。这些才是上海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包括当代中国很多地区仍缺乏的民众思想资源。
上海是江南商业文明与西方商业文明碰撞后的产物，因此不但留有传统南方文化儒雅精致的一面，也有一种开放、自由的气象，总会为外来文化留有一席之地。这就与中华内地与北方诸多地域的保守儒家思想有着天渊之别。以道德与人情来制约人际交往，就只会产生一种人情与熟人社会；而商业契约精神，则可以在陌生人中建立互信互利的持久合作关系，这正是现代文明社会的精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