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拜登政府在经贸政策上，正考虑取消前任特朗普政府施加的对华惩罚性关税，这实际上是要兑现拜登在当选之前就承诺的：一旦当选，将取消特朗普的对华高关税。虽然是以美国自身利益为考量，但拜登政府认为整套惩罚性关税几乎不具有战略意义，徒增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的经济负担。但高关税一旦取消，对中国而言，客观上却是有利的。
对北京而言，布林肯演说应当是发出一个明晰而温和的信号。尽管这一信号是在惯常的一系列指责，和不那么悦耳的强硬言辞包装下表达出来的。在海外的中国异议人士以及在中国国内的反美人士中，夸大、渲染和过度解读这些指责性言辞的意义，固然可以理解，但当局还是应当注意到其中的温和基调，不宜错过改善两国关系的机会。毕竟，中美全面脱钩和全面对抗，既不符合美国利益，也同样不符合中国利益。
所以应当说，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比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和拜登政府的对俄政策，要相对温和一些。当然，对这一点，可能会有不同看法。譬如有人可能会说，就在不久前，拜登在对台政策上还表态，如果大陆攻台，将军事保卫台湾。这种在对台问题上从“战略模糊”到“战略清晰”，难道不是对中国更具敌意吗？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华府的乔治华盛顿大学发表对华政策演说，系统性地阐释了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就基调而言，布林肯的演说与拜登上台之初的对华政策宣示并无二致，但更为具体化，更为明晰化。
其实拜登是在回答记者的诱导性问题时，作出上述表态。当有记者问：“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你不想在军事上卷入乌克兰冲突。如果台湾发生这种情况，你愿意为保护台湾而采取军事行动介入吗？”拜登回答说：“是的”。对此似不宜过分解读。因为在拜登上述表态后，白宫立即出面澄清，强调美国的对华立场并无变化。在布林肯演说中，关于台湾问题的阐述也是强调基本立场不变。可见，事后拜登政府试图柔化处理，并不希望因此而加深两国对立。
如果比较布林肯此次对华政策演说，与特朗普政府的国务卿蓬佩奥于2020年7月24日的对华政策演说《共产主义中国与自由世界的未来》，可以看到很大的不同。尽管特朗普本人只关注在经贸关系上如何打击中国，但蓬佩奥和副总统彭斯却是最坚决的反共派。所以在特朗普政府那里，中国在经贸和意识形态两方面，都被视为一个应被彻底击败的敌人。再比较拜登政府在俄乌战争爆发后对俄罗斯的政策，通过与盟国协同，大量军援乌克兰，削弱俄罗斯的军事实力和通过最严厉的经济制裁，全面打击俄罗斯的经济。这同样是视对方为势不两立，应彻底击垮的敌人。
（作者是中国旅美学者）
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显然不会比这两者“更糟”和更具敌意。在拜登政府看来，中美两国无法经济脱钩，虽然中国现有体制和不断增大的实力，是目前美国面临的一大挑战，但双方仍有合作空间。纵然是相互竞争，采用的手段也应是和平的，即投资和协同，除非对方主动发起军事行动。虽然布林肯所说的“协同”，可以解释为“联手”“围堵”“遏制”“规束”“形塑”，但它与那种摧毁性的打击，还是不同的。
按照布林肯的表述，“由于国内投资增加和与盟国和伙伴更加协同一致，我们在重要的竞争领域中处于能够超越中国的有利位置”。这实际上表达了拜登政府对华战略的一个基本思路：一方面增强自身实力，另一方面与盟国和伙伴联手，以在与中国的竞争中取胜。
虽然，布林肯的演说没有脱离拜登上台之初的对华政策基调，即“竞争”与“合作”，但在具体阐释上，还是有几点值得关注。关于如何与中国竞争，布林肯提到了两点：一是“投资”，即“投资于我们的实力”，对美国国内的科学研究、教育、基础设施和劳动力进行战略投资，增强美国的竞争实力。二是“协同”，即通过外交，“同我们的盟友和合作伙伴协同一致，推动我们对未来的共同愿景”“塑造北京所处的战略环境”。
去年2月4日，拜登在美国国务院发表上任后的首次外交政策讲话中说：“我们还将直接应对最严峻的竞争对手中国在繁荣、安全和民主价值观方面的挑战……但是，只要符合美国利益，我们愿意与北京合作。”将中美关系定位为“竞争”与“合作”的关系，这是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一个基本方针。
这一意向实际上反映了拜登政府对中美关系的一种认知：中美两国无法经济脱钩，损人并不利己，惩罚对手，也惩罚了自己。这大概也是拜登认为，中美两国虽有竞争，但仍应合作的原因。布林肯说：“美国不想切断中国经济同我们或同全球经济的联系”“即使在我们投资、协同和竞争的同时，我们也会在利益一致的领域与北京合作。”
虽然中美两国自中共建政以来，都在妖魔化对方，都在相互指责和抨击对方，永远都是站在“不满意”对方的立场。但在不同时期，不同的执政团队那里，这种相互攻击和“不满意”（或“敌意”）的程度还是有区别。在宣传层面上一以贯之是一回事，但在实质交往层面上，当对方没有表现出“更糟”的动向时，还是应当看到、加以鼓励或不宜错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