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为何会下行？我们可从驱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来分析。人们常将“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出口减进口）”称之为短期经济活动的源动力，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
此外，高房价还会对创业形成挤出，更会对既有产业也有挤出效应——地租过高，导致企业成本高企。在全球化生产要素成本差异越来越小，国家间在争夺企业、争夺国际产业的今天，成本竞争将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高企的房价会让更多企业外迁，这不仅会危及产业链的稳定，更会导致大量的产业工人失业，反过来又会制约国内消费。
作者是广东省生产力学会副会长
最新的数据反映出，中国的投资和消费这两架马车明显趋于疲软，再考虑到此前中国经济的“顶梁柱”——出口增速大概率放缓，也就是说，就当前中国经济而言，用“形势仍然复杂严峻，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大”来形容，一点不为过。其中，内需不足无疑是当前稳增长的最大拦路虎。
中国的消费这一源动力不足，主因在于国内消费需求不足，而消费需求不足的根源，又与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过低有关。经济学家李迅雷于2019年就提到：“除去2.8亿高收入阶层人口之后，剩余11亿居民家庭人口的人均可支配月收入只有1600元。”
至于城镇居民，则罪在房地产政策。高房价下，一套房的首付款就动辄几十万元乃至上百万元，其后更是几千上万元之月供。用经济学家樊钢的话说，若想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须掏空夫妻自身、父辈及祖父辈三代人“六个钱包”的积蓄。这也意味着这些家庭的可支配性收入下降；也意味着为了一套房，六个家庭的消费就完全沦为纯刚性需求型消费。
首先看农村居民。相比于城镇居民的“国人”待遇，中国的农民显然处于“野人”状态——即无论是政治权益还是经济权益，均被人为抑制。这种抑制，在经济权益方面表现为资产性收入基本为零。
当然，这固然有疫情冲击的因素存在，但更深层次的原因——中国经济中居民消费这块短板一直没有完全补上——亦不容忽视。长期以来，中国的消费这一源动力不足是不争的事实。也正是基于此，2020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就特别强调，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并提出扩大最终消费，为居民消费升级创造条件。
此外，农民工的工资性收入又明显低于城镇居民。再加上针对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严重不足，在所得有限的情况下，农村居民还得为父辈、自己做养老储蓄。这就使得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性收入进一步压缩。
正是基于此，要想解决这一困境，不能老是把注意力放在货币政策上，还得在其他方面多发力。譬如，针对农村居民，应以城乡平权为目的，通过破除城乡二元体制，在社会政治经济权益上，对农民赋权，以此来激活他们的潜力。在城镇居民方面，则应着力于将其消费力从高房价中“解放”出来。只要做好这几点，中国的国内消费需求一定会迅速扩大，进而促成国内大循环的形成。
近期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GDP超过114万亿元（人民币，下同，约24万亿新元），同比增长了8.1%，表明中国经济仍优于预期，完成全年目标。但在靓丽的成绩表背后，是隐藏的、必须予以正视的忧患——中国经济全年呈逐季走低态势。尤其是四季度GDP增速明显回落，同比4%的中低速增长，属于近年来十分罕见的较差表现，其蕴含着的是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日趋加大。
企业家曹德旺在接受中国中央电视总台采访时也表示：“13亿人口中，有消费力的不到2亿人。九到10亿人没有消费能力。有的只是人口，没有消费力。”这一群中国人之所以缺乏消费能力，显然又与如下两点相关：
广州大学南方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