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是冠病患者也应得到平等的对待，更何况我们只是短暂隔离。或许是因为新加坡的冠病病例居高不下，酒店员工对我们这些狮城来客并不友善。食物和条件都欠佳的酒店里，还好有一排被消毒药水洗得朦朦胧胧的窗口，让这21天的与世隔绝，可以在数着朝霞和夕阳的轮替中缓缓度过。
（作者是私人银行从业员，本文仅代表个人立场 tanlei@singnet.com.sg）
一个在变动中的中国，两年未见，已是经年。
年龄只有40岁的深圳，是当年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和北京上海广州一样，1980年代，这里是出国人数最多的城市之一。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当年离国的青春少年，如今都面临年迈父母在故土逐渐老去的现实。过去两年的旅行限制，上演着无数的悲欢离合与生死离别。
在北京，没有绿色的健康码肯定寸步难行，这里随时会因为疫情的变动，而出现不可进城也不可离城的两难尴尬。对穿行在这座城市的旅人，绝对是一项心智上的挑战。
五湖四海
疫情给就业和经济活动带来了下行风险，也增加了通胀前景的不确定性；它也降低了农村人口到城市工作的意愿，劳动力减缓又加剧对供应链的干扰。即使如此，中国年轻一代的爱国热情高涨，对政府的满意度上扬。他们似乎更看中政府管控疫情和服务社会的能力，而不是像他们长辈那样，更倾向于追求思想和言论上的自由。
“第三次分配”原是让企业或个人自愿捐赠给慈善，减缓贫富悬殊。一旦成为一种被舆论挟持的强制性摊派，对这个阶层来说就是“破财消灾”了；有足够的钱是福，有太多的钱就是祸。唯唯诺诺之际，大家仍然期望决策者眼前看得到骏马，心中也要装得下草原。
富裕阶层的日子看起来虽然从容，但在杯觥交错中仍能察觉人心惶惶。大家的话题多集中在对房地产、科技企业、教育行业等领域的政策打压，还有让人惊心动魄的“第三次分配”。
六年前，这里发展成了华南商贸物流和工业原料城，不知是不是疫情阻断了人流，平日里相当冷清，只是在周末多了些从深圳来此消遣的车辆。大排档的油烟在黄昏时分冉冉蔓延，唤醒着近乎沉睡的城镇。
虽然城市生活看起来正常，但在微观层面，不少企业和个人受到极大影响。边境开放和人员流动意味着资金和信息的互换，而资金外流是中国政府不愿看到的。至于信息流通，即使在以服务海外客人为主的五星酒店内，所提供的无线网络，可以同时登录WhatsApp和微信的日子，似乎也一去不复返了。
近日刚公布的中国第三季度经济同比增长4.9%，未达到经济学家的预测，但中国对外界释放的强烈信息仍然是——不急于开放，并相信通过内循环，将生产链和消费端都放置在国内市场。
新航飞机抵达戒备森严的深圳机场，地勤人员全副武装的防护服，让人感觉似乎进入到生化战的影片场景。经过近四小时的各种申报和检测，我和同机的一群人被安排在一个叫“平湖”的地方隔离。这里离深圳市区大约30公里，过往隶属广东宝安地区的一个小镇，根本算不上是深圳辖区。
离开与归来，纵使有多少潸然泪下及情何以堪，这种纯属个人的悲喜，都会被国家利益至上的声浪所淹没。全面严格的防疫让人情社会承担着巨大的代价，疫情面前，我们真的卑微得连宇宙中的一粒尘埃都不是，更何谈这一碟人间烟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