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是浙江外国语学院美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事实上，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很早就对中美双方关系进行了定义：对抗、竞争与合作。不过，北京并不认可这样的定义。在中国国内，甚至有人认为，自拜登以来中美双边的若干会面和事件，正是北京对美国这种定义发起的“事实否定”，包括在美国阿拉斯加的会面、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以及华为孟晚舟回国等事件，是对布林肯所谓的“对抗、竞争”的否定。

不过，外界并不敢奢望，通过两国领导人的视频沟通，能够重启中美关系，或是扭转自特朗普以来糟糕的双边关系走向。

这是当前美国政治圈中的气氛，对中国充满了猜疑、否定、不友好的情绪和氛围。拜登不可能制造出完全不同的气氛，也就更不可能接受北京所设定的框架。

这种关系并不被北京接受。

这种观点其实就是对美国对华接触政策的否定。美国自尼逊政府以来，每一届政府都在尝试管理中美关系，甚至是试图影响中国的政治制度发展。但毫无例外这些尝试都失败了。

因此，现在他们认为，拜登与习近平的会面，只会巩固习近平的地位，即使北京方面有所承诺，也不会有与之对应的实际行动。

台湾问题对北京的政治意义将进一步被放大。中美关系要突破困局，台湾问题将是美国不得不谨慎对待的问题。如果台海局势继续当前的发展轨迹，我们完全可以说，中美关系必然难有突破。

如果美国不能摆脱既有的思维，以新的思维框架来思考中美关系，而是依然继续坚持主导、管理中美双边关系，中美的未来将很难走出旧有的框架。所谓的“有效竞争”将时刻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的风险。这些风险最有可能首先在台湾议题上发生。

北京方面对中美关系的定调是“合作”，并且仅有“合作”一途。美国会接受吗？

中美两国领导人即将通过视频方式实现会晤，这多少能够给当前紧张的中美关系，提供一定的缓冲想象空间。

所以，拜登政府仍然着重于管理风险、管理双边关系。理论上，这是理性、合理的诉求，也是避免两国发生意外冲突的方式。但其中存在着这样的逻辑思维，即中国是被管理的一方，美国是主导的一方，掌握着诠释双边关系的主导权。

在习拜会之后的中美关系会有何不同？

对于此次会面，美国国内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声音。有观点甚至认为，拜登完全不应该与习近平视频会晤，因为拜登可能会再次被北京方面所欺骗，让中国获得继续发展的时间和机会。

过去美国主张战略模糊，因此中美关系才能在其他方面达成共识。但现在，随着华盛顿越来越多的人主张应该在台湾议题上选择战略清晰，而非战略模糊，并在实质上改变台海现状，台湾问题也就成为中美间最直接、短期内最可能引发冲突的议题。

但华盛顿现在应当注意到，在近日刚通过的中共第三份历史决议中，正式将台湾问题纳入其中。较之以前的两份历史决议，这意味着北京将解决“台湾问题”镶嵌进中国未来发展进程。

美国白宫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此次两国领导人的会面不会寻求达成重大成果，而是着眼于为“更有效地与中国竞争”设下规范。

美国自信于其政治制度、政治价值，并试图以此凌驾于他国政治。这是危险的想法。如果说习拜会之后，中美关系能发生实质性的改变，这种改变一定是建立在华盛顿对管理双边关系想法的改变之上。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很难。

美国政府虽然一再宣称坚持“一中政策”，但正如其一再尝试说要管理中美关系一样，“一中政策”如何解释，完全取决于哪种说法更符合美国当时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