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赟君在8月26日《联合早报》的《疫情防治与中西模式争论》里，在解释我国为何没有能力冠病清零中，让我感觉纪君认为中国能清零是因为中国不是民选政体，不须要争取民意支持。或许有许多人也认为，中国冠病清零就是专制的展现。

中国不但是人口大国，而且民众流量非常高。我曾经到过许多中国大城市包括武汉的火车站，对中国大城市的高民众流量有切身体会。

疫情后我国也加快数码化的步伐。还有一点我们可以学习的是加强基层组织与民众的互动，更好地掌握民意，解决民众的困难。有些因素不但对抗疫有效，也能在后疫情时代使我国更上一层楼。

因此冠病清零是中国现在最好的选项，清零的社会和经济代价最低，得到广泛民意支持。人民能在短时间内生活如常，享有许多世界其他地方所无法享有的生活自由，不必惧怕染疫，生理和心理健康不受冠病影响，这才是人民最大的福祉。

病毒不清零，传播的速度肯定比印度和美国快，疫情将比这两个国家更糟。从后来疫情在世界各地扩散的情况来看，当时武汉封城的措施是相当及时的。

但有些因素在许多抗疫不错的地方如新加坡、台湾、新西兰和澳大利亚都有。中国在疫情前已经高度数码化和有强大的基层组织，只不过疫情时所有的因素完美结合起来。其他国家也可以和应该借鉴中国的抗疫经验。如我国现在也扩大检测，免费派发检测仪鼓励民众养成自行检测的习惯。

观点碰撞

第三，强大的基层组织。这些基层组织有正规职员，也有庞大的志愿者队伍协助。基层组织长时间与居民发展了紧密的关系。实行封闭式管理时，基层组织很快便动员起来，与居民有良好的互动，为居民供应生活物资，解决各种需求。这便减低封闭式管理对居民所造成的不便，促进居民配合抗疫措施，使封闭式管理事半功倍。

我了解中国一次检测的成本是大约2新元。一个城市1000万人检测五次的成本是1亿新元；加上供应居民生活物资，总成本可能是几亿新元。但中国大城市的经济规模都有几千亿新元。如果再次暴发武汉规模的疫情，经济损失将会是几百亿新元。而病毒迅速被控制，经济活动能迅速恢复，民众收入负面影响小，政府便无须提供财政补助。因此总体上还是划算的。

第五，理智的民众。民众知道积极配合抗疫措施是双赢的。只要疫情在短时间内清零，他们的生活便能迅速恢复正常，而且疫情能被控制在小范围，国家才有充裕的资源帮助受影响的地方。如果疫情在全国扩散，国家的资源将被分散，吃亏的还是自己。其实宅在家里也不是什么天塌下来的事，政府还免费提供生活物资，不就当作度假。

中国从去年1月冠病在武汉暴发后，也经历了几次的小规模疫情暴发，间中不断摸索和完善抗疫手段，每一次都能扛过去。我认为中国抗疫成功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

因此对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疫苗现在还只能当作是最后一道防线。中国现在应该是在观察疫苗在其他地区的防疫效果，也在观察如mRNA（如辉瑞疫苗）这类新型疫苗，同时也在积极开发各类型疫苗。假以时日，当更有效的疫苗开发出来，中国应该会相应调整防疫措施。

我认为中国抗疫成功的因素和体制没有直接关系。要说有关系，那也是体制促进了中国的工业发展，让中国能把检测成本砍到白菜价，使广泛检测有执行的可能，让中国能开发和大量生产疫苗，而科技发展带来数码化，良好的教育造就了理智的民众。

第一，严控边境。虽然许多国家都在实行，但中国的措施比较严密，这可以在网上看到。有人认为随着许多国家将开放，中国继续严厉的边境管控将不利于其经济，我认为中国在这方面还有调整空间，如可以严格控制商务入境者的行程，用每隔几天检测来取代长时间隔离。不久后中国将举办冬季奥运会，或许到时我们能看到中国对边境管控作出一些调整。

第四，高度数码化。数码化大大帮助了政府推行抗疫措施。如中国在武汉疫情暴发后，很快便推出了手机健康码。只有政府具备有效的数码化管理，广泛检测才能在短时间内完成。数码化也大大减低了封闭式管理对民众生活、工作和学习的影响。

他们相信专制政府可以偏执和无理性的为达到一个不切实际的目标，不顾人民的福祉，用高压手段压迫人民就范，无谓浪费资源。抗疫因而成了民主和专制之争。“民主”地区强力抗疫就是牺牲人民幸福，就是不“民主”。我认为这其实就是这一年多来，许多地方抗疫失败的主因。

第六，疫苗保底。中国使用自己开发的传统型疫苗。现在所有的疫苗对防止病毒感染和传播都有局限，虽然疫苗能大大减低死亡率，但从简单的统计角度，染病者基数大，死亡的人数还是可观的。

第二，广泛检测。这是中国抗疫的杀手锏。一旦某个城市有病毒传播的风险，在短时间内全市人民多次冠病检测，数周内便能快速有效阻断病毒传播。我从网上了解到，现在执行封闭式管理时，居民在家等待检测，政府免费提供生活物资，这大大降低检测时被感染的风险。

作者是本地会计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