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福奇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只能略显无力地回应：“我并没有将纳税人的钱用来进行所谓的‘获得功能性研究’，所进行的病毒研究都可以在公共数据库找到。毫无疑问，特朗普执政时，我只是说出了关于疫情的真相，因而得罪了他的支持者。但我不后悔说出真相，这就是我的工作。”
调查人员认为，这份文件表明，福奇所在的国立卫生研究院（NIH）通过非营利组织生态健康联盟（EcoHealth Alliance）向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提供资金支持，从而进行“获得功能性研究”（gain-of-function research）。
随着病毒“实验室泄漏论”沉渣泛起，福奇再一次陷入阴谋论的舆论漩涡之中。当拜登要求情报部门限期查明病毒源头之后，针对福奇的质询和调查纷至沓来。
日前，由于冠病变种病毒迅速蔓延，美国疫情迅速反弹。然而，危局之下，美国政界与科学界之间的争吵却愈演愈烈。
抗疫队长成抗疫牺牲品
政治极化与反智主义
随着大选的深入，疫情之下的美国社会割裂加剧。福奇也成为两党争取选票的“工具人”。民主党人积极宣传福奇关于疫情的信息，以此来抨击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共和党人在疫情方面的“无所作为”；共和党则指责福奇所发表的“美国疫情朝着错误方向前进”评语，是在选举前玩政治游戏。
疫情暴发时，正值美国大选年。为保证经济的持续发展，特朗普对冠状病毒轻描淡写：美国病毒检测试剂充足，而且拥有对抗病毒的特效药。为赢得连任，特朗普鼓励号召支持者走出家门，为“让美国继续伟大”给他投上一票。
事实上，这并不是福奇第一次在疫情问题上被架上火炉。在7月20日的听证会上，共和党议员保罗（Rand Paul）向福奇发难，炮轰福奇“所有证据都指向它（冠状病毒）来自实验室，而包括你在内资助这个实验室的人都必须为此负责”。另一位共和党议员考索恩（David Cawthorn）更是撂下狠话：福奇就是个废物（punk），是中共的走卒。“一旦我们共和党在2024年重新拿回众议院，我们就应对他进行刑事调查。”
1600年，意大利天文学家布鲁诺因捍卫和发展哥白尼“日心说”，而被罗马宗教裁判所以“异端”之名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1632年，年近七旬的伽利略被关进宗教裁判所监狱，最终“当庭忏悔”，放弃多年坚持的哥白尼学说。最终，这位开拓人类视界、揭秘宇宙的科学家，在双目失明中离开人世。
历史给人的唯一教训，就是人们从未在历史中吸取过任何教训。福奇背后还有成千上万个“福奇们”，在这场人类的大灾难面前，回归科学的理性，以科学之方法应对，才有望拯救更多的生命。愿我们能够正视鲜血淋漓的现在，唯有如此，才能拯救我们的未来。
其次，根植于美国社会文化中的反智主义，不断给疫情治理火上浇油。反智主义不仅仅是对常识和知识的颠覆，还是对从事科学事业的学者专家的无情鄙视与不信任。这一点与达克效应（D-K Effect）不谋而合。
拜登上台后，福奇仍未能摆脱被口诛笔伐。随着病毒“实验室泄漏论”沉渣泛起，福奇再一次陷入阴谋论的舆论漩涡之中。当拜登要求情报部门限期查明病毒源头之后，针对福奇的质询和调查纷至沓来。在《华盛顿邮报》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根据《信息自由法》获得福奇邮件内容后，有关疫情的阴谋论获得了所谓的“实锤”，其中就包括疫情初期的“口罩无用论”以及上述所谓“获得功能性研究”问题。
在诸如推特、面簿等一系列社交平台上，我们鲜有看到关于这场疫情的理性思考，绝大多数情况下却是种种“阴谋论”的断言与笃定和意识形态的攻讦。在这场全人类的灾难面前，美国社会笼罩在“民主万能”的背书下，进行种种游行示威，反对专家所建议的“居家令”。
学医是否能拯救更多生命？自疫情暴发以来，福奇这位担任美国国家过敏及传染性疾病研究所所长、服务六届政府的科学家，每天都在经历这个问题的灵魂拷问。更为悲剧的是，这位经历无数风浪的八旬老人，恐怕要在疫情防控以及溯源问题上“栽跟头”。
但现实却是如吴俊刚先生在《政党政治可怕的分裂性》中所描述的那样，“驴象之争”加剧选民对所有社会问题认知的两极分化，政党政治的民主在实践诉诸之时产生的恶性党争，将疫情防控带入了一场“谁为疫情买单”的喋喋不休之中。
幸运的是，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及近代工业革命，逐渐将人类从蒙昧中拯救出来。然而，疫情之下，现代社会却出现了极端的反对科学的非理性浪潮。长此以往，天灾终演化为人祸，无穷无尽的争端将所有人推向对立的两端。
重压之下，福奇对病毒的态度飘忽不定，从最初的病毒“极大可能来自于大自然”到“不排除有可能是从实验室泄漏”，并要求中国公布“武汉实验室人员的医疗记录”，一系列自相矛盾的言论让中国民众感到十分迷惑。
首先，这场疫情的治理已经深刻烙上“政治极化”的痕迹。美国国内的认知普遍存在对疫情“知行”的本末倒置：对于因冠病死亡66万人、感染者4000万、饱受变异毒株冲击的美国而言，当务之急理应是包括接种疫苗在内的科学防控。
作者是云南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对此，罗格斯大学的生物安全专家埃布赖特（Richard Ebright）表示支持，认为这个项目符合联邦政府所定义的“获得功能性研究”，福奇的否认“明显是错误的”。随着拜登政府情报部门疫情溯源相关报告的出炉，一些看似更加不利的“证据”将福奇推向危险的边缘，包括霍利（Joshua Hawley）在内的众多共和党议员要求福奇辞职，接受国会调查。
达克效应认为，能力欠缺的人在自己欠缺能力的基础上，得出自己认为正确但实为错误的结论，行为者无法正确认识到自身不足，辨别错误行为。这些能力欠缺者沉浸在自我营造的虚幻的优势之中，常常高估自己的能力，但无法客观评估他人能力。
正如尼科尔斯（Tom Nichols）在《专家之死》（The Death of Expertise）中所言：“无知已经成为一种潮流，一些美国人已经把抵制专家意见当作文化多层次的徽章。”当包括科学在内的所有知识与常识都要以绝对平均化的民主的标准去践行之时，一切都偏离了它们本应有的方向。
口诛笔伐的背后，是美国社会撕裂、反智主义大行其道的悲剧一面。
尽管美国社会以民主为荣，但自由主义的背面却催生出极端个人主义、反常识等种种弊端。由此，反智主义下的一些民众总以为自己真理在握，但所作所为最终有悖于自由民主制度运转所需的理性主义和科学精神。
近日，一项内部文件指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Anthony Fauci）涉嫌对国会撒谎。在根据《信息自由法》要求拦截的文件中，调查人员认为找到了关于福奇撒谎的实锤：《了解蝙蝠冠状病毒出现的风险》——一项筛选进行新型蝙蝠冠状病毒研究工作人员的合作项目文件。
从特朗普到拜登，这位本以救死扶伤为己任的科学家已然在党争、民粹舆论的浪潮中招架不住。
身为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的福奇吹响“狗哨”，直言特朗普政府的错误行为将使美国疫情雪上加霜。被惹怒的特朗普和他的幕僚不断向福奇发难，炮轰他“谎话连篇”。更为甚者，由于发布疫情相关信息，福奇和家人遭受到阴谋论者的死亡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