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化威慑本来是企业竞争的组织行为学的理论，是通过研究竞争对手的心理和行为表现及其规律，提高预测、引导和控制对手行为的能力，以实现本企业组织的既定目标。比如品牌竞争，不用直接争夺市场的手段，而是威胁在别的领域报复竞争对手，迫其分析得失，自动放弃竞争。
2014年的乌克兰事件后，美国认为传统威慑已失去作用，因俄罗斯并不直接采取军事行动，而是用非军事的手段控制乌东部，并借“公投”兼并克里米亚。拜登上台后，由国防部首席中国顾问拉特纳牵头，将军事威慑的对象锁定为中国。对付俄罗斯主要是寻求核战略稳定，对付中国则需要全方位的竞争。
在威慑可信性上（C2），美国虽可以帮助台湾提升军事能力，但北京不相信美国会直接介入台湾的防卫。所以，美国既不能取信中国大陆，也难取信台湾，对大陆攻台决策威慑效果不大。
二战后，“美国治下的和平”崩塌在朝鲜、越南、伊拉克和阿富汗战场。在那些地方，美国的劲敌都是不惧任何威慑手段，“光脚不怕穿鞋的”弱势群体。美国与中国长期对抗的前景恐怕更加不妙。
但3C本身存在弱点。在中国周边增加军事部署和行动（C1），将造成持续的紧张局势。美国研发的新武器系统的部署重点都在西太平洋。由于中国在陆基导弹方面有优势，美国用海上威慑来弥补，估计美国核潜艇会长期潜伏台海附近。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公开说，杨洁篪、王毅两人离决策中枢太远（“nowhere near, within a hundred miles”of Xi's inner circle），言下之意是安克雷奇对话浪费时间。奥斯汀则不愿与中国国防部长对话，嫌其级别不够。这都是极度傲慢的表现。
7月27日，他在新加坡再次诠释了此理论，“一体化威慑涉及技术、作战理念和各种能力的结合，以联网方式交织在一起，任何对手都会三思而行。”他不讳言这个新战略的主要目标是中国。但它真的如此有效吗？
垂直一体化指所有军事单位的指挥系统进行联网，统一管理各军种在战略和战术上的指挥。功能一体化指非军事手段，特别是外交和经贸同威慑战略协调。以往在外交谈判前一般会减少军事行动，以便创造较好的环境。现在反其道而行之，用加大巡航或经济制裁为谈判助力。在人权问题上咄咄逼人的做法，被认为有利增强威慑效果。
信息传递（C3）方面障碍更大。正常的外交已很难有进展。
4月30日，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珍珠港美军基地，首次提出一体化威慑（integrated deterrence）概念，但没有引起过多的媒体关注。
任何有效威慑的成功与否，取决于所谓3C条件，即对方相信你确有实力（capable，C1），你的手段可信（credible，C2），你的信息清晰明确（communicable，C3）。
总之，一体化威慑很难奏效，各方在台海问题上误判的概率很高。民粹主义绑架了外交，一体化威慑不可能降低冲突的危险，美国必须三思而后行，考虑战略回调。
这个理论用于军事领域，也是为了改变对手的决策，同样需要3C。冷战时期的传统威慑，3C条件基本存在。美苏两家在战略武器上旗鼓相当，形成“相互确保毁灭”的格局；常规军事部署反而是第二位的。
7月15日在“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举办的“全球新兴技术峰会”上，奥斯汀又说，该战略中，“一体化出于多领域作战和美国及其盟友进行联合备战演习的需要。如果美军加强其技术优势，并巩固与盟友的联系，这就可能带来有效的威慑战略。”
作者是上海政法学院特聘教授、日内瓦高等国际关系研究生院教授
一体化威慑要求水平，垂直和功能性三种决策程序。水平一体化即所谓举国体制，政府各部门和私人企业都被纳入对华威慑的框架，军事威慑和非军事威慑相结合。但是，在美国的体制下，建立国家安全政策的举国体制很难，必须要有明确的目标，所以将中国列为头号对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