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一定级别的官员不得以第一导师的身份，指导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尤其是不能指导博士研究生，但可以作为副导师。副导师制度现在就有。

尤其是许多大学，特别是好大学的编制越来越少，合同制甚至“非升即走”的合同制越来越多，青年学者面对的竞争和压力越来越大，生存稳定性越来越差，生存焦虑越来越重。为了在学界活下去，许多青年学者不得不进入某些圈子，依附于各类学术权贵，如自己的导师（当然还得看导师是否有势力）、领导（很常见）、学界大腕即学术寡头（也常见）。

不管领导和有关部门如何三令五申，只要不能实现官员与学者的分离，就无法消除寡头学术的温床，不论学术GDP多高产，中国学术都绝无希望。权力似乎很强大，但有时候它也很渺小，它连禁止炒作高考状元都做不到。

三、不解决官员学者问题，休想改善学术环境

这些年，中国学界累积的弊端和丑闻不算少，从抄袭、剽窃到学术生态恶化再到恶性暴力，斯文早已扫地。同时，也有许多人给出了各种解药，有关部门也在探寻、尝试各种改革措施。

作者是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一、官员学者占据大量高端学术资源

第四，一定级别的官员不得作为专家，参与一切评审和鉴定。

正如阿克顿所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因而，这必然导致寡头学术、权贵学术。所谓的“学阀”“学匪”，指的就是这批人。

我再次明确断言：解决官员学者问题，是改善学术环境的必要条件。如果这个问题不能解决，其他的一切都是空话。

他们既掌握学术界的立法权（即制定学术标准），也掌握行政权（即组织协调学术标准的执行，如设定各种项目、评奖并组织相应的评审会），还掌握司法权（即行使学术权力，包括参与审查学术作品，鉴定其质量如定级、评奖，也就是“裁判”），同时还是学术工作的当事人（即还要以学者身份申请项目、奖项等，也就是“运动员”）。

要想为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创造良性环境，一个必要条件是实现官员与学者的分离。要实现官学分离，很简单，只须做到四点：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近些年来，学界风气越来越糟糕，越来越浮躁，越来越急功近利，能坚守的人越来越少。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学术GDP增速很快，文章、课题、著作大量产出，但质量实在堪忧。这是我和一些学界同仁的共同感受。

除了统计数据和理论分析，作为浪迹学界多年的学术个体户，我所观察和亲历的所有学术场合和学术资源分配，都被官员学者主导和把持，普通学者的话语权很小。普通学者要想获得学术资源，尤其是优质学术资源，常常须要投靠学界的权势人物，获得后者的帮助，但代价是丧失学术独立性。

人们对学界显性腐败深恶痛绝，但实际上，学术腐败和学术环境恶化的罪魁祸首不是显性腐败，而是隐性腐败，即“合法”腐败。

从法理上看，官学不分肯定是腐败，因为它违背了现代政治的分权原则。由于官员学者可以行使多种权力，使得他们的集权程度超越了政治权力的“三合一”（即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合一），成为“四合一”。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解决问题，要抓住关键，这是一句口号，也是一个常识。当前学界，科研管理最关键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官员学者大量存在，阻碍学术环境改善。

官员学者，指既是官员，也是学者的学者（或官员）。他们是学界腐败的主要群体，也是学术环境和学术生态的主要败坏者。本文所说的官员学者，指行政级别达到正处级和以上的学者。

第一，一定级别的官员不得以第一申请人（即项目负责人）的身份，申请省部级及以上的科研项目，但可以作为非第一申请人。

虽然不排除官员学者在成为官员之前，其学术能力可能高于普通学者，但他们成为官员后，一方面将大量时间花在政务上，学术投入必定大幅减少；另一方面，获得高端资源的概率明显增加，这就很难回避以权谋取高端学术资源的嫌疑。

说近一点，当前中美之争，科技是核心竞争力。说远一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科技突破是关键。再说宏大一点，中华民族要为人类文明作贡献，学术进步也是最重要方面。

比较而言，党政官员只掌握政治权力，他们若要腐败，还须用权力去交易。但是，寡头学者的集权程度远远超过政府官员，他们甚至连行贿受贿这样的交易手段都不需要（因而看起来没有腐败），就可以一起瓜分优质学术资源，剩点残羹冷炙去安慰普通学者。

我见过太多的学者（不只是青年学者）依附于权贵。例如，选择博导，优选领导；选择博士后合作导师，更看重合作导师的人脉资源而非学术能力；写论文、申课题，都是看什么应景，能多快好省地出成果，就做什么。这有什么学术独立和自由可言？上述现象，是我认识的好多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亲口告诉我的。

回避官员学者问题的所有科研管理改革都是耍流氓。

官员学者最重要的危害是占据大量高端学术资源，从而败坏学术生态。笔者曾组织16名研究生，对部分年份的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这三项高端学术资源的获得者情况作了统计，发现大量高端学术资源被官员学者所占据。

但是，他们的理由——“要活下去”“要生存”“要保饭碗”“要评职称”，让人很难指责。对此，我除了感到同情和无奈，更多的是悲哀。同时，我也看到，太多的官员学者即寡头学者，笼络或驱使下级、学生和投靠者给他当学术长工或短工，活是别人干的，他们却获得主要收益。

只要做到上述四条规定，就能实现官学分离。虽然官员还拥有一点学术权力，但影响力较小。只要做到上述四条，就可以杜绝不搞学术的官员迅速成为学者甚至“学术权威”的可能。

二、官员学者的特征与危害

补充规定：上述规定并不禁止官员从事专业技术工作如教学、科研、临床医疗等。如果官员出于学术兴趣而非追逐利益，可以作为非第一申请人参与项目（其余同理）。本来，此补充完全蕴含于上述四条中，但为避免误解，特予申明。

在目前制度下，官员学者是合法、合规、公开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不是腐败。实际上，若把通常的学术腐败称为显性腐败，官员与学者不分便是隐性腐败。

要提升国家科技竞争力，只有靠学者，而且主要靠普通学者而非官员学者。其中，青年学者是生力军，甚至是主力军，因为学术创造力与年龄密切相关，人过中年，创造力便会大幅萎缩，这是常态。爱因斯坦40岁以后，也没什么创造力。因此，关心、帮助青年学者，并且在制度上予以保障，是关乎国家民族命运的大事。

第六、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1738名获奖者中，官员学者939人。2010年至2015年的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891人，官员学者372人。2010年至2015年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218项，负责人（或首席专家）1218人，其中官员学者700人。三者合计，总数为3847项，官员学者2011人，占比52.3%；普通学者1836人，占比47.7%。

上述四条措施，简单、明了、严格、刚性、易操作。

第二，一定级别的官员不得以第一申请人的身份，申请省部级及以上的科研奖励，但可以作为非第一申请人。

由于官员学者占比不超过30分之一，他们获得高端学术资源的比率，至少是普通学者的33倍。如果再把副处级干部和某些依附于权力的学者排除在普通学者之外，完全无职务且不依附于权力的普通学者获得高端资源的可能性，恐怕不足处级及以上干部的100分之一。

没有什么比规律更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