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7月，两家西方媒体揭发“一马公司”（1MDB）跨国贪腐案，在马来西亚引发的政治海啸，至今仍旧余震连连。
唐太宗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外国媒体带来竞争，但也不失为一面镜子，可用来正衣冠，补不足，自我完善。
西方媒体对民主大国印度如此粗糙，对共产主义中国更是偏执，14亿人口大国往往被浓缩成一个卡通图像。近年在中国，人们说起西方媒体，必定会说“双重标准”。一位中国作者这么概括：过去，西方媒体集中说，中国的增长全是“虚假的”“不道德的”和“即将崩溃的”。现在，它们改口了，更急于说中国是危险的劲敌，是自由世界的威胁，是不得不全力遏制的势力。
西方媒体不是铁板一块，左倾右倾泾渭分明，互相竞争制衡。真理未必越辨越明，但至少容许百家争鸣；它们有偏见成见，也不缺中肯之见；偌大世界放眼望去，有资格指点江山的，舍我其谁？
二三十年前，在大国竞争的论述下，新加坡常受到西方媒体的问候，由此触发了连年笔战和官司，蔚为一道国际奇观。在西方人眼里，新加坡没有西方的民主，竟有西方的经济，这等于是为开放不久的中国立下一个坏榜样，破坏了西方的好事。幸好，这十多年来，西方媒体少来踢馆了。原因不外是：我们被擢升了，从不民主到半民主，而中国也早已不需要什么好榜样坏榜样。
天下精英不敢不读的《纽约时报》和《经济学人》，从来不曾低估自己的智慧。它们点评各地大事，判断是非曲直；多复杂的问题，多困难的纠纷，它们都是最好的裁决人。求知求解的各地人群，大都通过它们理解这个世界，甚至理解自己的国家。
西方媒体越俎代庖，代你说你家的故事，是由来已久的现象。它们的自信，来自难以匹敌的语言文化和专业优势，并有庞大的智库和情报组织明里暗里协助。
金钱政治在长堤彼岸，在世界很多地方，都不是新鲜事，但涉案者巨鲸式的胃口、豹子般的胆量，在任何地方都属罕见；西方记者嗅到腥味，看到信息的真空；自家人说不出的故事，他们毫不客气帮你说了。
人类智慧非西方独有，东方的声音走不出去无比可惜。从现在的国际格局来看，西方媒体的垄断地位稳固如山，破解之日遥遥无期。强国之间没有平等的话语权，也就难以平和地沟通对话；两大超强之间，剩下的只是无尽的怨气、不休止的威胁论和阴谋论。
然而，国际话语权之战，是公信力之争，这比科技战还难打；西方媒体是障碍，但更大的羁绊是自己。在那人才济济的疆土上，如果只容得下一种声音，只能随着一种主旋律运转，以致新闻与宣传，两者混淆不清，那说故事的技巧再好，也难让人觉得可亲可信，更难走出境外打动天下人心。
西方媒体独大，谁可另创新局？印度政府要让世界听到印度的声音，不久前宣布成立BBC式的国际频道，而中国政府则早已在海外开展“大外宣”。
在新加坡，我们没有防火长城，也没有语文障碍。西方媒体向来穿堂入室，中港台媒体近年来也抢了很多眼球。领导人以信息畅通为荣，但对外国思维不无防戒。对本地媒体来说，公信力流失之时，就是城池失守之日。在此求变求存之际，成败关键在于技术的提升，也在于信心的维系；无论怎么变，都不能让外地媒体抢先说了自家的大事。
西方媒体的霸业，也源自殖民主义的余威。西方帝国已逝，但殖民思想残留。今日的西方媒体人，有如殖民官员和传教士，继续扛着“白人的负担”，以散播福音、启迪蒙昧为己任。当然，夹带其中的，仍旧还有各种暧昧的公利和私利。
作者是《思想中国》统筹总编辑
美国《华尔街日报》和英国人经营的《砂拉越报告》，对复杂案情细致地剖析，一层层地抽丝剥茧，让纳吉等人难以自我辩解，罪有多大还有待法庭裁夺。令人好奇的是，要不是西方记者爆料，世人可能知道这个鲸吞亿万的故事吗？西方媒体还没发难之前，一马公司可疑之处，马国媒体略有报道，反对党也曾提出质疑，但都被绑手绑脚，说不出全局。
在这个时代，不再有人公开为殖民主义招魂，但帝国乡愁时隐时现；白人至上论大有市场，一些前殖民地子民还渴望西方的赞许。西方人和非西方人之间，尽是这种爱恨交集的矛盾。
眼下这个纷纷攘攘的世局里，这样的爱憎不断浮现。不久前，一位印度媒体人布拉马·切拉尼（Brahma Chellaney）在文章中感叹，西方媒体报道各地疫情时显露一种双重标准。对西方的困境，它们带着同情和尊重，处处顾及病患者的隐私。当它们把镜头转向印度时，这份专业操守不见了。医院里和焚尸场上的悲情，都被赤裸裸地向世界发送，私人的悲伤成了供人消费的情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