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是居德英籍时事评论员
其实，将报业控股媒体资产注入非营利机构，本意就是保证报业控股旗下媒体的独立性，不会被个别人士收购而影响新加坡政治生态。一如10多年前笔者反对李泽楷收购《信报》时，提出以英国《卫报》模式成立由员工、作者以至读者共组的非牟利法人，向林行止家族收购《信报》，目的是防止报纸变质。
笔者明白传媒的重要性，但由于政府提出的构思，在亚洲而言实属十分新颖，新加坡又不像日本或印度，可以有大量传媒机构，支撑起类似日本共同社、印度报业托拉斯（Press Trust of India）一类完全独立的通讯社。
如果读者愿意以相对高的价钱买优质内容，有限公司最终未必一定要由政府注资。政府注资永远都应是最后出路，绝不轻言使用。用纳税人的钱购买传媒，永远都应该是迫不得己，关乎重大公众利益的时候才可以出手。
回忆10多年前，当李泽楷收购《信报》时，包括笔者在内的《信报》老读者兼老作者，就提出类似方案回应李泽楷的收购。看到新加坡朝野各方的讨论，真的有如换了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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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明白有人会担忧传媒变成个别政党，或个别财团的喉舌。笔者过往思考《信报》前途时，结合居于欧陆的经验，或许可以分享一下对报业控股旗下传媒何去何从的看法。
新加坡报业控股宣布，将媒体资产注入非营利的担保有限公司，接受各方捐款，而令媒体业务脱离上市的报业控股。这个计划，引发很大的讨论。
大家都同意，传媒的编采自主、独立、不偏不倚是重要的；只不过，在无法以广告收入维持传媒的中立，报业控股用其他副业来补贴传媒业务，存在潜在的利益冲突，最终容易赔上传媒公信力。
在目前情况未太糟糕时，将传媒业务割离上市公司，并且将上市公司部分资产作为新公司的创办资本，包括上市公司的股票、房地产信托基金单位，以及传媒所用的大楼设施等，其实是为了尽量防止报业控股旗下传媒面对更大的财务问题。总不能去到破产边缘时才改革，届时或得接受新注资人的条款，或国有化，两者都非大部分人想见到的结果。
但由于传媒的敏感性质，政党、与政党有密切关连的团体、宗教团体、为特定种族服务的团体，企业于广告或赞助以外作出的任何额外捐献，以及外国公民或团体作出的捐献，应予禁止。新加坡的环境特殊，传媒的资金同宗教、种族、政党有关，都必定生是非。在其他国家未必需要如此特殊的限制，但新加坡很可能十分有必要，甚至要维持好一段时间。
笔者居德国，除非住在法德边境城镇，否则不大可能买到一份《鸭鸣报》。这份双色印刷、由员工拥有的刊物，特色在于只有数页纸，没有广告，但连年赚钱，靠的是读者和订户掏腰包支持。换言之，独立无惧的传媒凭的是读者真金白银支持；有时候，传媒的腐败，读者也有一定责任。
在大部分传媒广告收入由谷歌和面簿垄断的情况下，传媒几乎注定是亏本生意。今天还会投下巨资的商人，他们买下传媒很可能另有所图。以新加坡国家安全而言，任何不怀好意的人，在传媒经营困难时乘势收购传媒，你不知道他们会拿传媒干什么。
在法国，有一份周刊叫《鸭鸣报》（Le Canard enchaîné），一份真的不群不党，六亲不认，什么党派的腐败政客都被修理过的报纸。这份报纸，最近一年因为冠状病毒疫情，才有电子版，以往只有纸版。
面对这个新尝试，相信需要各方坦率的讨论，而非一开始就质疑这件事有政治阴谋。如果真的有政治阴谋，就不大可能抛出成立担保有限公司这个方案了。
由维持传媒中立客观的要求出发，未来新公司的捐款来源，必须作出适当限制，对大部分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透过新加坡银行户口作出个人捐款，不超过一定金额，应予欢迎，甚至提供税务宽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