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是《联合早报》高级评论员 pohlhg@sph.com.sg）

任何国家即使一贯量入为出，在该花钱的时候，特别在面对重大危机之际，是无法不大开水龙头的。

冠病疫情改变了每个国家的社会发展状况和经济结构，社会不平等和贫富差距也扩大，这是许多国家所必须面对的真实情况，而要解决难题，仍必须有办法拿出真金白银，这才是关键所在。

到了1990年代，我国经济快速增长，能够用所获得的财政收入来满足国民的需要，及支付基础设施的发展经费，甚至累计一些财政盈余，那时起也不再需要借贷。

我国政府日前又宣布，为了支持旅游业发展，将为旅游业发展基金额外投入6850万元，并将旅游行业的援助措施延长到明年3月底。这笔额外拨款使得目前的基金总额达到8亿4850万元。

像新加坡这样国库充裕的国家，如果每年都要掏出大笔钱来援助这个拯救那个，而国家税收却没有显著增加，迟早也会陷入钱不够用的困境。

财政部表示，通过SINGA借贷，能让政府把庞大的基础设施成本，以公平和具效率的方式分摊至各世代。简单来说，下一代从基础设施中直接获益，也须共同承担偿还债务的责任。

已延续15个月的冠病疫情，让许多国家体验到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道理。这场大流行还要折磨我们多久，没有人有把握。如果在2022年底为全球所有成年人接种疫苗的目标无法达到，各国或还必须拿出更多真金白银，来应对难缠的疫情和拯救各行各业。

但这不是说政府就可以随意借贷，因为新法令有许多严格的规定，例如规定长期基建项目借贷顶限为900亿元，每年总利息成本不得超过50亿元；由政府持有和掌控的基础设施项目成本必须至少40亿元，能用上至少50年，必须对国家经济、环境和社会可持续至关重要。

我国政府发行的债券向来获得AAA信贷评级，再公开借钱应该不难。尽管基建投资并不像经济纾困那样紧急，然而借钱始终是要还的，投资是要承担风险的。

这不是我国政府第一次通过借贷来资助重大基础设施建设，1970年代和1980年代在《发展借贷法令》（Development Loan Act）下，政府也曾借钱来兴建樟宜机场第一、第二搭客大厦及第一条地铁线。

也是副总理兼经济政策统筹部长的王瑞杰，4月5日在国会对《国家重大建设借贷法案》（Significant Infrastructure Government Loan Act，简称SINGA）提出一读，新法令允许政府通过借贷，资助主要及长期的基础设施项目。

而在去年五次财政预算案中，政府总共掏出多少钱来应急，又花在哪些方面，恐怕已没有多少新加坡人说得出来。我国政府秉持一贯原则，即不借贷来应付经常性开支，只有在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时才借贷，现在又是政府准备借贷的时候了。

要将经济从烂泥堆中拉出来，执政者必须动用一切资源，但重启或让经济走上复苏之路并不容易，这也是为何中低收入国家必须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富裕国家求助。

这些包括兴建应对气候变化的基础设施，例如防浪堤、深隧道阴沟系统，以及大型高速公路、新的地铁线等。新法案5月将在国会辩论，第一笔新加坡政府证券（Singapore Government Securities，简称SGS）的基础设施债券，预计会在今年第四季发行。

先有健全的经济发展和积极的财政政策，才能有本事撒钱。像新加坡这样国库充裕的国家，如果每年都要掏出大笔钱来援助这个拯救那个，而国家税收却没有显著增加，迟早也会陷入钱不够用的困境。我国为应对冠病动用了520亿元储备金，财政部长王瑞杰也不确定这笔钱何时能归还国库。

开创新的经营环境是政府援助旅游业者的必要工作，但如果全球疫情持续，疫苗接种不成功，各国无法彻底重新开放边境，本地旅游业者还须挨一段苦日子。在艰难时刻拯救各经济领域，必须先由政府紧急支出，但撒大钱未必就能刺激经济，还可能产生后遗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