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后发定势”，主要指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因而具有的思维惯式。后发国家借鉴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减少的“试错成本”，构成了后发国家的“后发优势”。

两者造成的是后发国家的盲目与浮躁。这种盲目与浮躁，加之中国本身所具有的辉煌古代史与屈辱近代史的对照，所相应产生的民族自尊，便容易转为国家的“耐性缺失”；诉诸社会，则是泛起的民族主义，诉诸外交，则容易酿成战略冒进。

然而，对于旧式美苏冷战之前景选项的排除，只是抹去了中美关系发展的最坏可能性，中美关系的前景仍然取决于对“竞争性”内涵的解释。“竞争性”内涵有两种实质的诠释方式，分别导向两种截然不同的中美关系前景。

作者是四川大学政治系硕士研究生

毋庸置疑，中美关系正面临十字路口式的方向抉择，建设性的中美关系的前景似乎愈加暗淡，而通往新冷战的可能性好像越发清晰。歧路难择，如何把握中美关系此刻的“不确定性”？

毋庸置疑，中美关系正面临十字路口式的方向抉择，建设性的中美关系的前景似乎愈加暗淡，而通往新冷战的可能性好像越发清晰。歧路难择，如何把握中美关系此刻的“不确定性”？

零和游戏是数千年来丛林世界的法则，正和博弈则是人类理性与智慧运用之结果。相信中美两国的智慧在这十字路口，能开出一条不同于美苏冷战悲剧之新路。

自中美在安克雷奇对话的激烈交锋以来，中美关系似乎愈发下行。3月22日，美国、欧盟、英国和加拿大罕见地同一天宣布，就新疆问题对中国官员实施制裁，并得到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的声援。

与此同时，中国、俄罗斯、朝鲜与伊朗等17个国家及地区成立捍卫《联合国宪章》的联盟，反对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和实施单方面制裁。随着中美两大强权的关系迅速冰冻，有悲观的声音认为，围绕两大强国所组成的新冷战阵营似乎正在形成。

当赶超国的发展道路殊途于自身而实力逼近时，这种扭曲的高度自信会忽略自身目标设置的合理性，为确证自身发展道路的自信心，而对赶超国的发展采取警惕性的否定政策，不惜诉诸代价与成本完成否定，从而达成对自身发展道路的重新确证。

中美关系在近年来经历了金融危机后短暂的蜜月期，逐步下行乃至于这两年迅速冰冻，实质上是部分缘于两国所持有的不同思维定势。这两种思维定势不仅使得双方的关系建构逐步恶化，而且对于各自的发展也有不同程度的阻碍作用：体现于北京，是“后发定势”；体现于华盛顿，则是“镜像定势”。

无疑，这种“镜像定势”使得美国的外交承担了过多的“道德包袱”，挤压了华盛顿对其他发展模式存在之合理性的理性估计。比如，华盛顿在评估北京目标与行动的合理性时，很大程度上没有以行动而是单凭北京的目标设置，将其定性为“修正者”与“威胁”，没有考虑到北京目标所具有的历史合理性与国内语境合理性。在对北京行为的评估时，亦没有分清北京行为的“挑衅性”是源于主动有意还是被动反制。

首先，“竞争性”的关系定性而非“对抗性”，在原则上排除了旧式美苏冷战的可能性，这是美国对于中美关系的理解。当下的中美关系跟过往的美苏关系最大的不同，在于中国不同于苏联。中国的发展并非在隔绝式的自足性国内体系中取得，而是在开放式和分工式的国际体系中获得，是通过成功的市场化转型与开放式转向达成的经济成就。这对于中国的发展路径有着锁定性的效应：中国不会自绝于世界，而会继续拥抱世界。

如果后发国家与目标国家的发展进入相持阶段，则会构成“后发定势”：一方面，由于未经试错，后发国家的社会缺乏必要的训练，无法化解高速增长所带来的集体浮躁心态；另一方面，后发国家在追赶期具有明确的方向感，一旦进入持平阶段，这种“与别人对比”所获得的方向感，便会转化为“效率上胜别人一筹”的自信心。

因此，基于中国对于开放性世界经济的依赖与诉求，中美之间重演旧式美苏冷战的可能性基础是不存在的，后者依赖于两大隔绝式社会的并立与对峙。

一是以“中美两国两种模式”的竞争性，二是“中美两国各自治理绩效”的竞争性，两者指涉的重心存在方向性的分殊：前者是国际面向，侧重中美两国两种治理体系的国际影响力乃至国际主导力的竞争；后者是国内面向，主要集中于中美两国两种治理体系的国内治理有效性的竞争。国内面向和国际面向导致两种中美关系的“竞争性前景”：前者是关于全球体系主导权的零和博弈；后者是侧重于国内议题的良性竞争，且可能导致正和的结局。

所谓“镜像定势”，则是美国由于长期在全球体系中的领先位置所造成的思维惯式。由于长期的领先位置，美国所具有的道德自信乃至道德自负，见之于外交领域，则是以自身为参照镜观其他国家道德思维惯式，表现为对于自身发展道路的高度自信与标杆作用。

把握中美关系“竞争性”的基调，明确其导向的两种可能性，并不包括旧时美苏冷战的完全再现，有助于树立对中美关系期待的起码信心。在此基础上反溯中美关系恶化至今的因素，可资于为中美关系的建设性发展厘清思路。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新政府首场外交政策讲话时，为中美关系作了以“竞争性”为主要方面的定性说明。对“竞争性”的诠释，对于把握中美关系的基调具有关键意义。

中美关系的恶化，很大程度上是两国各自的思维定势，所造成的“视角的过度外部化”。中美关系“竞争性”基调导向的两种发展可能性，也取决于对竞争的国际面向与国内面向的分殊。因此，中美关系的建设性发展与大局稳定，关键在于北京与华盛顿各自视角的“部分向内转向”，将关注力与资源合理地倾向于各自国内社会问题的解决，在“治理绩效”上凸显两国关系的“竞争性”，从而开出中美两国在良性竞争之上的建设性前景。

“后发定势”与“镜像定势”

在此情势下，合理地明确中美关系的基调，反溯中美关系冰冻的原因并加以借鉴，从而开出一条建设性的中美关系新路，不仅关乎两国人民之福祉，也牵系世界政治潮流的发展方向。

“后发定势”与“镜像定势”在很大程度构成了中美两国关系近年来下行乃至迅速冰冻的原因，两者均是“视角的过度外部化”的表现：过于关注本国所处的国际地位与国际影响，不惜为此付出较大的成本与代价，乃至牺牲对本国国内议事日程的关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