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巴以问题难以实现突破。巴以问题长期是美国中东政策的中心，但是近些年来，巴以问题的重要性已经有所下降。2014年时任美国国务卿克里斡旋巴以和平努力失败后，美国再未组织过巴以双方的直接对话。
首先，美国将寻求与伊朗展开接触。特朗普政府对于伊朗的目的，是希望能够与伊朗缔结新的协议，来代替2015年奥巴马政府与伊朗的协议。特朗普认为，奥巴马政府与伊朗的协议，未能有效遏制伊朗的“地区威胁”，因此须要向伊朗“极限施压”，逼迫伊朗和美国签订新的协议。
土耳其在购买俄罗斯武器、叙利亚问题和东地中海划界问题上，与美国出现裂痕，难以在短期内修复。未来美国和土耳其关系也势必保持紧张状态，两国矛盾必然受到各类地区因素的影响而日益尖锐。
美国大选向来都是一个重大的时机窗口。美国内外政治，往往受到不同政治人物喜好及其团队决策的影响。大选之后，拜登上任，美国执政团队也必然迎来新的变化，反映出执政者的新视角和新观点。在此背景下，美国的中东政策，也必然迎来新的机遇。
美国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逐渐转为军备采购、遏制伊朗和反恐合作等领域。随着美国对中东议题介入兴趣的减弱，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必然面临其他国际和地区大国的挑战。
但是特朗普对伊朗的极限施压，并未能换来伊朗的屈服，反而加深了伊朗对美国的敌意。伊朗国内失去了与美国公开谈判的政治基础，这样的局面其实并非特朗普所愿。因此在未来四年，美国政府必然会寻求新的机遇，与伊朗展开直接对话。尽管美国和伊朗当前就如何开展对话存在着较大分歧，但是两国进行接触已经是大势所趋。
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在叙利亚问题上保持低调介入的姿态，则应被视为特朗普对奥巴马中东政策的延续。在未来拜登领导的四年，美国中东政策，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第四，在中东地区敏感问题上保持低调。过去多年里，美国已经意识到中东问题的复杂性。从小布什第二任期开始，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敏感议题上就已经不再强势。无论是奥巴马和特朗普在叙利亚问题上的犹豫低调，还是奥巴马和特朗普逐渐从伊拉克和叙利亚撤离美国驻军，美国对中东地区敏感议题的兴趣都逐渐降低。未来四年，美国在中东的敏感议题上，必然会继续保持低调。
特朗普在巴以问题上，更倾向于通过设立新的谈判基础，尤其是将巴以问题传统的“土地换和平”思路，改变为“经济换和平”，即不再要求以色列做出领土让步换取巴以和平，转而通过游说阿拉伯国家向巴勒斯坦提供经济援助，换取巴勒斯坦方面的让步，进而实现巴以和平。
对于特朗普来说，中东政策是对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特朗普对于奥巴马对外政策的很多方面做出了修正，其中对于伊朗的强硬，在巴以问题上对以色列的偏袒，显示出特朗普对于中东现实的独特认知。
第五，与土耳其的矛盾愈发尖锐。在过去10多年里，土耳其对外政策“四面出击”，从“零问题外交”转变为了“零朋友外交”。作为中东大国，同时也是“北大西洋公约”成员国，土耳其在叙利亚问题、利比亚问题、东地中海划界、纳卡地区问题等一系列地区敏感议题上，强力出击，不再以“西方的小伙伴”自居。
特朗普巴以政策是建立在当前巴以双方内部派系林立，且互信不足的基础上。过去十多年里，美国中东学者已经意识到，巴以问题难以再沿用“奥斯陆和平进程”的思路实现解决。巴以和平的历史条件已经变化，美国在巴以问题上的政策，也必然会发生新的变化。
（作者是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教授、中国察哈尔学会研究员）
第三，美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将愈发微妙。2011年中东动荡后，海湾阿拉伯国家已经成为了阿拉伯世界的领袖。长期以来，海湾阿拉伯国家拥有较为丰沛的经济资源，但是军力孱弱。沙特、阿联酋等海湾阿拉伯国家，一直在通过“购买军火换安全”的方式，通过美国来保卫自己的外部安全。
美国对阿拉伯国家的诉求，一直有两方面，即保证阿拉伯国家石油的出口满足美国市场，以及要求阿拉伯国家尊重以色列的生存和安全。但是在特朗普时期，美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石油产出国，不再需要阿拉伯国家的石油；以色列的生存危机已经不复存在，以色列和阿联酋、巴林和苏丹等阿拉伯国家关系也实现了新的突破。
美国的中东政策，尽管受到不同政治领导人的影响，但主要受到中东客观地缘政治现实塑造。美国对于中东强力介入的兴趣已经降低，但是仍然会通过各种途径，向中东施加影响，以维系美国的全球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