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与10年前中国国内学术政策层面具有重大影响研究相比,仍有较大差异。中国人民银行前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李稻葵教授于2008年预测,人民币到2020年在国际储备货币中的占比,最乐观21.45%、中等情景17.54%、最不乐观情景15.15%。

十年后再回首,美国学者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十分强大,美国声音和倡导的方案占了主导权,产生了二十国集团(G20)、金融宏观审慎监管、国际金融合作等。中国方案虽然有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但影响甚微。不容回避的一个事实是,世界经济领域的所有原创理论经典模型几乎来自美国学者,中国学者都是做修补和实证工作。如中国经济学家李稻葵2008年的货币国际化分析框架,就是威斯康星大学经济学教授秦孟席(Menzie Chinn)和哈佛大学教授弗兰克尔(Jeffrey Frankel)于2005年的原创。中美贸易战使得中国人陡然清醒,坐了八年第二把交椅的中国在各个领域缺“芯”,连动漫设计软件都是来自第三大经济体日本。

理论与现实背离之谜

人民币国际化初心

再来是对国际货币滞后性认识不足。发达国家货币国际化都是长期性、滞后性的自然过程。美元国际化历史表明,1894年前后美国经济超越英国,30多年之后,20世纪20年代美元在贸易信贷中的使用首次超过英国;50多年之后,1945年境外流动资产中美元总量增加到英镑的两倍;1954年外汇储备中美元比率超过英镑。

法定货币国内认同由国家强制力保证,要成为国际货币,其国际信誉和经济认同,首先来自国家的发达程度,发行国发达富裕才能赢得国际信任,减少作为负债的货币发行和流通的“风险溢价”。

“背灯和月就花阴,已是十年踪迹十年心”。10年前决策者推出人民币国际化的初心,不排除有获取国际铸币税,减少企业汇兑风险的目的,但主要目的有三个。

2016年1月,人民银行对境外金融机构在境内金融机构存放,执行正常存款准备金率。各种措施有利稳住了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保证外汇储备稳定。根据2018年IMF《汇兑安排和汇兑限制年报》,中国依然没有实现可自由兑换的四大项目,包括14小项。理论模型的首要假设前提条件,10年之后也难说满足。

国际债券占比在第二种情景下为18.93%。其首要前提是,人民币可自由兑换,其他主要国际货币的经济环境和2004年保持一致,货币稳定程度等不变。全球GDP增长在2004年到2020年之间为3.5%。第二种情景是,中国GDP前四年增速为9%,后续11年增速为8%;人民币汇率前四年平均升值幅度为3%,后续11年汇率不变;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2020年为4%。

国际货币需要综合国力支撑

(作者李永宁是天津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系副教授,温建东是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教授)

理论研究分析人民币国际化程度,认为主要由某些经济变量决定。信用货币核心是信任,除了经济信任还有文化价值认同。比如有华盛顿头像的美元,不仅在美国甚至在世界范围,无论自由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华盛顿都获得世界一致认同,华盛顿的良好形象就是美元走向世界的广告和标签。

如果进一步与日元、马克、欧元等10年进展进行横向比较,人民币这10年还稍显逊色。日元国际化10年后于1995年占国际储备货币6.77%,马克10年后于1980年占15%。欧元10年后国际占比24%,20年后占不到22%。

其二,人民币国际化理论准备不足。周小川曾表示“人民币国际化我认为是一个‘早产儿’”,他说本来中国并没有打算在2009年开始推人民币国际化,但全球金融危机的出现,使得政策仓促推出而理论准备不足。

2011年3月“十二五规划”在深入推进重点领域改革提出“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将人民币国际化上升为国家五年规划。2016年“十三五规划”提出“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推进人民币资本走出去”。

金融危机以来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案,当时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一是美元替代品,如超主权货币、特别提款权、一揽子货币、回归金本位、比特币(Bitcoins)、法定数字货币等,也包括非美元的主权国家货币,如人民币可能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和地位,欧元获得较大的份额;二是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继续依靠美元,但是加强国际经济金融政策合作,加强各国宏观审慎监管。

2011年中国《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进人民币资本项下可兑换工作”。2011年“十二五规划”及“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2012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稳步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扩大人民币在跨境贸易和投资中的使用”。2013年《政府工作报告》建议下一届政府要“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联邦德国在20世纪60年代末成为欧洲第一大经济体,但德国央行70年代早期还担心马克国际化导致热钱流入和货币总量失控(德国1973年人均GDP为5027美元,世界14位)。日本1978年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1984年前日本国内却是反对日元国际化(日本人均GDP为1.1万美元,世界17位)。

二、人民币国际化纳入国家中长期规划。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周小川回忆:“当时提法叫‘支持人民币在跨境贸易与投资中的使用’,后来由更高层次提出叫人民币国际化。”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回顾2009年:“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启动实施”,提出要“推进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逐步发展境外人民币金融业务”。

但2019年第二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统计,官方持有人民币资产2242.7亿美元,占1.97%;2018年10月,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统计,人民币在国际支付货币中份额为1.7%。

三、以人民币国际化修补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美国次贷危机使得各界突然意识到教科书般的货币政策共识,即金融危机只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居然出现错误。2009年3月,周小川发表《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进行了深刻刨析,提高特别提款权(SDRs)地位。从2009年到2016年,所有组织持有特别提款权份额增加2.18倍,属于正常增长,降低对单一货币的国际依赖(实际是人民币走向国际),同时表明要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治理等对策。2011年“十二五规划”将人民币国际化上升为改革重点,“积极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促进国际货币体系合理化”。

2019年12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仅仅召开了一场人民币国际化工作座谈会,提出学习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关于“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精神。2020年的人民银行工作会议提出“积极稳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其中变化在哪里?如何看待人民币国际化10年?

提起2009年,人们第一个想到的是当时发生全球金融危机。其实,那一年也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开始。2019年是人民币国际化10周年。虽然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篮子,有如二次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但各界关注远远不及当年推出之时的万众瞩目。

世界主要国际货币美元、欧元、日元、英镑、加元、澳元、瑞士法郎等,无一例外都由发达富裕经济体发行。人民币多为周边使用,主要是蒙古、缅甸、越南等相对中国落后的国家,还没有出现相对富裕国家大量使用人民币的情况,如中俄贸易,卢布一度几乎是一边倒占优势。

首要前提是人民币可自由兑换,中国金融机构可以抵御资本自由流动的冲击;次要前提是主要国际货币经济环境和2004年一致、货币稳定程度不变、全球经济增长率2004年至2020年为3.5%。最不乐观情景假设,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前四年增速为8%,后续11年增速为5%;人民币汇率前四年平均升值幅度为3%,后续11年汇率不变;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2020年为4%。

央行2015年8、9月对银行远期售汇以及人民币购售业务,采取了宏观审慎管理措施,要求金融机构按其远期售汇(含期权和掉期)签约额的20%,交存外汇风险准备金,并提高了跨境人民币购售业务存在异常的个别银行购售平盘手续费率;建立了对上海自贸区经济主体跨境融资的宏观审慎管理模式,将金融机构和企业跨境融资与其资本金挂钩,并设置杠杆率和宏观审慎调节参数予以调控。

纵向比较,人民币国际化成绩巨大。10年来,金融危机中国方案取得一定成效,如2015年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篮子,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朱民出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

“预期丰满,现实骨感”。导致经济理论偏离现实的因素很多,经济学长期被诟病只能解释经济现象,无力预测,主要原因是假设不可靠,往往对最核心、最关键的问题做最简单、最粗糙的假设,预测的基本问题判断有误,如此预测当然误差较大。如2004年到2018年世界经济平均增长4.9%(预测3.5%),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波动与假设差距更大。

人民币国际化理论与现实有落差

其一,跨境资金防火墙在外部冲击越来越大时,难以轻言放弃。人民币国际化理论研究首要前提是人民币可自由兑换,2011年以来,中国确实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但是811汇改之后,由于中国宏观经济和金融体系无法抵御自由资本流动的冲击(理论研究核心假设),中国为了金融稳定加强了资本管制。

一、用人民币国际化解开外汇困境。“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1996年12月中国已经实现经常项目可兑换,而资本项目可兑换屡屡推迟。当年决策者基于对自由市场经济的信任,迫切希望寻找继续推进资本账户开放的抓手。人民币在跨境贸易与投资中的使用,有借其倒推资本账户开放的用意。

另外,从人民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和货币发行准备金来说,长期以来人民银行货币发行占负债22%,资产中外汇占60%,单纯从资产负债表中资产负债比看,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认为负载方人民币国内坚挺,国际强大影响力是由资产方美元为主外汇资产支持。而且人民币与美元汇率长期相对稳定,也使得人民币如同港币一般,与美元成为“互补品”“借得”美元信誉(如果人民币自由兑换且汇率固定,则是纯互补品),而不是美元的替代品。

十年后再回首,美国学者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十分强大,美国声音和倡导的方案占了主导权,产生了二十国集团(G20)、金融宏观审慎监管、国际金融合作等。中国方案虽然有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但影响甚微。不容回避的一个事实是,世界经济领域的所有原创理论经典模型几乎来自美国学者,中国学者都是做修补和实证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