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洪都拉斯民选总统赛拉亚（Manuel Zelaya）遭罢黜，成为21世纪拉美的首次军事政变。赛拉亚因经不起连任的诱惑而执意举行修宪公投，结果继最高选举法庭宣布公投不合法后，最高法院也做出相同的判决。赛拉亚一意孤行，引发军方和反对党强烈反弹，导致6月28日清晨遭军方押解，搭乘美国军机流亡哥斯达黎加，由国会议长继任总统至2010年1月27日赛拉亚任期届满为止。
美洲国家组织（OAS）在选举次日发表声明说：“对于投票所关闭后，初步结果剧烈且难以解释的变化趋势，感到关切与惊讶”，但未提出任何足以推翻选举结果的证据。经过近三周动乱后，11月8日玻国多个城市的抗议队伍中出现警员身影，9日甚至发生警员弃守总统府的情况。10日莫拉莱斯在军方敦促下宣布辞职，次日搭机抵达墨西哥接受庇护。
拉美国家中认为玻利维亚发生政变的左翼领导人和政界人士，包括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阿根廷总统费南德兹和巴西前总统卢拉。墨西哥总统奥夫拉多尔在推特写道：“为了人民免受暴力，莫拉莱斯宁愿辞职是负责任的态度”；其外交部长埃布拉德则指出，墨方“反对玻利维亚发生的军事行动，它与过去一个世纪让拉丁美洲流血的那些悲剧性事件相似”。
其次，尽管一般认为OAS选举观察团是中立的，其声明也值得信赖。但在美国参议员鲁比欧（Marco Rubio）发出“在玻利维亚，所有可信的迹象皆表明，莫拉莱斯无法在总统大选中获得避免进入第二轮的选票差距”之声明后，OAS官员主动介入选举并非不可能。
冷战结束后，拉丁美洲最早的“自为政变”发生在秘鲁。1990年日裔藤森谦也（Alberto Fujimori）以学者的清新形象，独立参加秘鲁总统大选。他以“90改革”号召被白人压迫已久的原住民和贫苦阶层，结果意外成为秘鲁史上第一位日裔总统。藤森虽在两年内将通货膨胀率从7650%降至50%，并开始偿还外债，但1992年4月5日他在军方的支持下，断然宣布关闭国会并大幅改组司法部门。“自为政变”再度成为拉美政学界流行的名词。
由于莫拉莱斯本届总统法定任期到明年1月22日才结束，也就难怪多位美欧重量级学者在英国《卫报》发表联名信，指控“特朗普政府公开且强烈支持11月10日推翻莫拉莱斯政府的军事政变”。
（作者是台湾致理科技大学国贸系教授，兼拉丁美洲经贸研究中心主任）
但美国始终未将其视为政变，并采取相应的措施，背后的重要原因是美国在拉美最后一个空军基地就在洪都拉斯。
然而，《纽约时报》在11月11日的社论中指出：“造成莫拉莱斯下台的原因，并非如他自己所说是他的意识型态或外国干预，而是世界许多地方都看得到的民粹者傲慢。他宣称自己是人民意志的最终裁决者，有权摧毁所有阻碍他行事的机构”。两周后，《纽约时报》于11月26日在题为《拉丁美洲的政变诱惑》社论中指出：“忽视拉美地区独裁历史的悲剧教训，政客们再度转向武装部队去解决危机”。实际上，这篇称“莫拉莱斯沦为政变的牺牲品”的文章，仅刊于《纽约时报》网络版。至12月1日奥夫拉多尔再次表示莫拉莱斯是“政变受害者”后，《纽约时报》才将该文刊登在12月2日第A19版上，显然也察觉到政变的阴影。
1992年4月7日《纽约时报》社论指出：“拉丁美洲将其称为‘自为政变’。4月5日晚间，秘鲁总统藤森谦也解散国会、中止宪法和司法部门，并开始清算批评。军方领袖联手袭击民主和人权。”该社论认为：“美国正确地将此‘自为政变’视同公然的军事政变，中止除人道以外的所有援助”。
首先是各选区因地理因素导致得票差距变化并非罕见。由于莫拉莱斯在乡村与较贫穷地区的支持度较高，这些地区的选票也较晚被计算。官方资料也显示，当候选人累积票数随着各地回报时间而变化，候选人之间的差距也逐渐产生变化，所以OAS于选举次日所发表的声明有误导之嫌。
12月4日OAS公布将近100页的报告指出，基于确凿的证据，“我们可以证实有一系列恶意操作，以改变选民意向为目的”，发现的证据包括“操纵投票结果的蓄意行为”，使得官方宣布的选举结果不可能成立。OAS这份报告引发争议的三个理由分析如下。
尽管莫拉莱斯违法在先，但军方在近三周动乱后仅“敦促”辞职而未实际介入，并不符合“政变”的定义。因此，秘鲁学者、《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洛萨（Alvaro Vargas Llosa）认为：“除了莫拉莱斯自己策划之外，玻利维亚根本没有政变”。这也就是所谓的“自为政变”（self-coup）。
美国的国家利益和经不起连任诱惑的政客，都可能是在拉美搞政变的始作俑者。
最后，自2005年莫拉莱斯当选以来，美国政府持续抱持敌意，自2009年起玻利维亚与美国之间已不存在大使级的外交关系。再者，由于美国提供OAS六成的预算，特朗普政府企图透过OAS终结在美国后院连续执政13年的左派政权，应属合理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