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2010年至2011年的场景相似，在上一轮“阿拉伯之春”革命中侥幸存活下来的威权国家，面临面包与民主缺失的双重危机，这些国家的抗议者走上街头，控诉专制政府的失能与失德。
在阿尔及利亚，尽管现年81岁的总统布特弗利卡拥有参加民族解放战争和终止1990年代内战的两大“光环”，但在身体状况日益衰弱的情况下，深陷“继承人之争”的政治精英权斗和内耗不断，导致行政低效与人浮于事。此外，由于前些年油价的跌跌不休，经济增长严重依赖石油收入的阿尔及利亚，难以维持其长期采用的政治减压阀——高福利体系。
说起来，此次革命浪潮席卷的国家，可谓各有各的不幸。
在约旦，逾2000名抗议者在高喊减税降负与反对腐败的同时，表达了对王权架空议会、政府形同傀儡的不满，提出推翻现政府与结束君主制的要求。
(作者是英国剑桥大学 政治与国际研究系博士生)
目前，中东诸国应对游行与骚乱的方法大体一致：一面严厉镇压，大肆搜捕抗议人士，一面通过盲目举借外债等方式，在短期补贴社会福利，从而增强政权合法性。无论何种手段，都是治标不治本。
于是，七年过去，尽管“阿拉伯之春”已渐渐淡出人们脑海，但促成中东国家革命浪潮的经济社会因素依然存在，社会积郁的不满情绪也未曾缓解。在此背景下，任何个体事件都可能成为引爆抗议乃至新一轮革命的导火索。
于是，当不久前年仅31岁的贫民子弟马赫朱比在被困井底六天后，因得不到及时救援而活活困死后，阿尔及利亚民众的反政府情绪一触即发。
在多种因素作用下，中东诸国终于在七年前出现矛盾的总爆发。然而，后“阿拉伯之春”时代，未被革命击垮的威权政权在庆幸与自满的同时，加大力度分化与削弱反对派，以便巩固自身权力。
至于历经“阿拉伯之春”而率先走上和平交权与民主化“正轨”的突尼斯，则面临“革命后民众生活反而大不如前”的难题。去年12月25日，卡塞林省摄影记者扎尔基为抗议失业率居高不下与地区发展不平衡而自焚，引发突尼斯多地的反政府动乱，不禁让人联想起2010年底由布瓦吉吉自焚引发的“茉莉花革命”，仿佛一个新的轮回又将开始。
在苏丹，一场由燃油不足与食品价格上涨引起的游行示威，升级为抗议巴希尔总统把持政权29年之久的暴力骚乱。
笔者认为，长期以来，受历史条件及贸易地位不利等外部因素的制约，中东多国普遍存在经济基础薄弱、产业结构不均衡等问题。而民族宗教关系及地域矛盾的错综复杂，加剧了该地区的社会撕裂与民生困境。
时下中东诸国的抗议烽火会否演变为第二轮“阿拉伯之春”，还要拭目以待。但比掀起“二次革命”更令人担忧的是，当民众抗议与政府短期应急机制成为一种常态，包括威权国家与民主国家在内的中东诸国，或将更加疏于制定长效治理策略。而当人们发现，街头抗议与民主革命均医治不了中东的痼疾之时，除了宣泄压抑，又将何去何从？
相较于威权国家，介于民主与非民主之间的混合政体，与民主国家同样命运多舛。
值得反思的是，中东地区面临的从来都不只是民主与专制的问题。
近日，在《经济学人》2017年中东各国民主指数排行榜上，位列第四的黎巴嫩正在遭遇“民主化失灵”。尽管该国的多党竞争与比例代表制日臻成熟，但由于教派政治与地方割据根深蒂固，加上各大党派缺乏共识意识与妥协精神，在组阁人选与施政政策方面无法达成一致，黎巴嫩自去年5月议会选举结束后，至今未能组成联合政府。
在革命前或革命后已经告别威权政治、在民主化进程上先走一步的中东国家，则深受政党恶斗与政治极化的羁绊。缺乏经济治理经验的各派政治精英空谈民主与自由，在“妇女应不应该包头巾”“同性恋是否可以合法化”等问题上争论得不亦乐乎，而在经济改革与民生发展方面却是政绩寥寥。
如果说2010年至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是一场反对威权、追求自由的“民主革命”，那么2018年底中东的抗议浪潮，则折射出该地区威权政权与民主政权共同的无奈与迷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