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之下，美国几乎没有一天没有枪击事件，2017年一个百无聊赖的白人富翁，居然从拉斯维加斯的一个豪华酒店的窗口，用冲锋枪向楼下参加演唱会的人群扫射，造成八百多人死伤。欧洲国家恐怖袭击频发，上个月底伦敦桥上的恐怖袭击的两个死者，是充满理想的剑桥高材生，而且当天还企图感化那个被提前释放、对他们挥刀相向的恐怖分子。
这些也给中国带来了坏名声，是香港人害怕中国和这次大规模、长时间暴乱的主要原因——他们不愿意生活在这种制度下。西方国家也视这种制度下崛起的中国为对他们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和世界秩序的最大威胁。然而这种看法是片面的，它只看到了“邪恶”的一面而没有看到良治的一面；而这个“邪恶”也主要是先入为主的偏见，来源于自由主义对人性和“权力必然腐败”的假定，是西方文化传统的产物，未必放之四海而皆准。
以上三个因素交织使这个躁动的世界变得非常难治理，民主国家尤其如此：在社会撕裂的情况下，民主选举非但不能达成妥协、化解矛盾，反而成了党派互掐、激化矛盾的战场。昂贵的竞选费用扩大了金钱的影响，使大众民主重新向精英民主回归，政府的公信度屡创历史新低。
第二，现代社会的力量的分配向个人和下层倾斜：表达诉求的机会和形式大幅度增加，抗争的成本下降。城市化打破原有的有机社会，形成汪洋大海一般的大众社会。社交媒体大大降低了组织动员的成本和风险，也使香港式的“向水一样”（be water）、无领袖和协调组织的大规模抗议活动成为可能。教育程度的提高和网络的普及，将越来越多可造成大规模破坏和杀伤的手段掌握在个人手中。
利维坦要有震慑力，更必须是正义的化身。通过近些年来的大规模、持续不断的反腐和制度建设，这些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挑战是如何能够使“正态”长期持续下去，有永久性的制度、文化和社会风气的保障，而不是依靠百年难逢的“好皇帝”和青天大老爷。这是几千年来历朝历代，包括民国时期都没能解决的难题。很显然，中国传统中缺乏能解决这个问题的要素，必须采他山之石以求突破。
本世纪以来陆续发生了阿拉伯之春，占领华尔街、黄背心运动、气候变迁抗议，反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达沃斯论坛的年度抗议，左右翼的极端主义和民粹主义运动，反移民和全球化以及蔓延全球的Me Too运动等等，当然还有分裂主义、宗教原教旨极端主义、恐怖主义。
但这必须是良治的威权主义，而不仅仅是高压——高压没能避免“阿拉伯之春”。这方面中国有巨大的优势。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为中共定下了“稳定压倒一切”的国策，这也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主要经验教训。
面对这些挑战，偏执的理想主义和迂腐的政治正确使这些国家束手无策。可以预料的是，不管西方国家口头上唱什么高调，最终都不得不悄悄采用中国的许多手段、方法和制度，因为在大抗议时代，它们面对的问题和挑战是相通、相同的。
香港持续六个多月之久的暴力抗争，这次似乎走在这个新时代的前列，为世界各地抗议运动纷纷效法。如加泰罗尼亚独立运动示威者向香港学习“和你飞”“和你塞”的堵塞机场行动；智利圣地亚哥抗议地铁加价的人受到香港的启发，开始“装修”（打砸烧）地铁；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的学生，在反对修改一个有关反腐机构的法律的抗议中，印发香港的经验的手册，学习怎样对付催泪弹和网上筹资；法国正在发生的反对退休金改革大规模罢工和游行示威，其骚乱、打砸焚烧车辆致交通瘫痪，和香港如出一辙。
恐怖主义的自杀袭击者使用的自制炸弹、毒品、生化武器甚至核武器的制造技术，都可以在网上搜到。1995年，美国俄克拉荷马州的白人“独狼”恐怖分子，用化肥自制的卡车炸弹炸毁了一个政府办公大楼，造成包括一个幼儿园的儿童在内的大批人员死伤。九一一恐怖分子事先周密部署，用拆纸盒刀这样的简单工具，就能劫持四架加满油的民航机来实施恐怖袭击，改变了世界历史。
没有共同的领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抗议者中谁也代表不了谁，谁也不服谁，因而提不出共同的解决方案，当局想达成妥协也找不到谈判代表。有许多人，包括年轻人和失业工人，往往搞不清他们愤懑和挫折感的来源是什么，提不出或提错了解决方案。自发、无组织、无领袖的示威抗议活动能泄愤，但基本无解，而无解的抗争很容易走向暴力。年轻人追求痛快、刺激和燃烧的青春，而破坏的成本由全社会分摊。
举扶贫为例，中共的大官们没有一个需要这些处在社会边缘和偏远地区的人们的选票，他们完全可以忘掉这些人口，一点儿不影响他们继续执政， 享受荣华富贵。但是中共却在扶贫上花了大气力，投入了巨额资金，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过去二三十年全世界脱贫的人口中有70%以上来自中国。各级政府立下了军令状，要在2020年在中国彻底消灭贫困，并为此制定了周密的计划，动员了大量的资金，人员和组织力量。
世界正进入一个泛抗议的时代。各种抗议浪潮此起彼伏，诉求五花八门，方式花样不断翻新，极端化和暴力倾向不断加剧，每每使当局束手无策，可治理性正成为各国面临的最大挑战。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高级研究员）
自由主义理念和制度使抗议示威活动有很大的空间，但矛盾难以调和、问题的无解和由此积累起来的怒火，使抗义示威活动很容易超越法律、走向极端甚至暴力。为了讨好选民，执政党往往对违法行为网开一面，姑息纵容暴力破坏，形成恶性循环。这种形势类似霍布斯（Thomas Hobbes）描述的丛林世界，急需一个利维坦（Leviathan）国度的出现。在第三波民主化退潮后，世界形势似乎正在向有利于威权主义的方向发展，近些年各国政治强人频现的根源就在于此。
中国的社会治安比多数西方大国都好，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史无前例，中国社会保持了相当的活力和创造力，经过二三十年的持续扩大后，贫富差距似乎终于迎来了转折点。这些是对“中国邪恶”命题的否定。
躁动世界变得非常难治理
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在应付社会动乱这方面的准备最充足：数亿监控摄像头遍布神州大地，人脸识别技术领先世界，当局可以监控每一个人的手机和通讯；所有大数据库都为政府掌控，并被用于建立一个社会信用体系；政法、国安、武警、网警、公安、协警、治安联防等加起来，人数恐怕上千万；社区实行网格化管理，非政府组织受到严格限制和监控，异议分子屁股后都跟着安全部门派来的尾巴；执政党有庞大的宣传机器，掌控着所有的大众媒体和出版发行业，严密监视着社交媒体；超出法律的维稳行动累见不鲜，公民社会受到打压，执政党的党员和组织遍布各个角落。
自由主义的理想很好，价值观也被普遍接受，但在治理制度和能力上却千疮百孔；各党派在竞选中无所不用其极，在决策上互相否决，在它们的激烈厮打中政府往往陷于瘫痪。这同飞速发展变化的世界极不适应，是西方国家走向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些抗议运动往往是自发的，缺乏一致诉求、统一组织和公认的领袖人物，它们通过社交平台和加密通讯软件进行协调。参与者自发选择自己感兴趣和信任的群组作为信息来源，自主判断自己在社运中的角色和行为。有的走上街头与警察对峙，有的负责网络舆论宣传，有的负责争取国际援助，寻求外部力量的参与，从信息发布到物资供应，甚至急救站和心理辅导一应俱全。示威者既争议，又合作，但抗争的结果往往是不了了之。
中国取得的成就表明威权主义可以用来做好事，中国的体制有强大的能力来应对这个正在出现的“乱世”。但这并不等于西方人看到的“邪恶”不存在。从近年来查处的大量的官员腐败案件来看，中国仍没有跳出1945年黄炎培和毛泽东讨论的历史周期律。中共面临的课题，是怎么做到这么庞大严密的国家机器不会成为少数权势人物、利益集团用来谋私和排斥异己的工具，做到公器公用，维护社会正义，增加人民的获得感和对未来的信心。
可治理性危机的根源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全球化大大扩展了一般人的眼界，使他们的价值观、意识形态和政治主张多元化，加剧了种族、宗教冲突和利益矛盾，导致各种诉求大幅度增加，并多元化，分散化，不同诉求小群体不得不结伴抗议以扩大影响。他们有共同的抗议对象却没有一致的主张，甚至主张相互冲突。
第三，一些结构性的矛盾是根本制度和全球化造成的，因而基本无解，如金融风暴、贫富差距、经济不景气、产业链布局、失业、物价上涨、气候变化、跨境污染和环境退化、水资源的分配、毒品泛滥贫民窟和无家可归现象，中产阶层的困境等等，都不是任何单个国家的政府能解决的，而国际合作治理的机制严重不足。这些都会不断在社会中积累怨气、戾气，很小一点事情都可能触发大规模社会运动，如突尼斯的一个小贩自焚导致了“阿拉伯之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