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没接受中国的让步方案和缺乏兴趣再谈，提速额外2000亿美元关税的咨询工作，近日特朗普及其幕僚一系列具连贯性与策划性的国内言论和宣传，也为此看法提供一定佐证。
根据古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陷阱”的论述，当一个新兴大国崛起，必然引起现存大国对其霸权可能因此消逝的忧虑甚至恐慌，以至最终导致两国间相互毁灭式的长期战争。对相信此一论述的人，中美贸易战的本质就不是贸易战，而是美国阻止中国崛起的争霸策略。
面对贸易战，中国第一步要做的是封堵或处理好它在金融领域的隐患，才可立己方于不败之地。作为中国2005年汇制改革的原设计者，笔者将解释中国现今的头号金融隐患，其实是上届人民银行行长偏离了原来的汇制设计，以至才会在2015年8月因被“有心人”在之前的股汇攻击，而引发“资本外逃→大量外汇储备流失→人民币汇价暴挫→股市再暴挫→资本再外逃”的恶性循环，近期人民币汇价下挫和中国股市下挫，也是源于此汇制设计上的偏离，若中国不修改此隐患，轻则未战先乱，重则贸易战头一两个回合就已败阵。
因为缓慢升值可维持中国当时的强劲经济增长和庞大外贸盈余，前者将意味中国会随时间续步强大，而后者将会大幅减低出现金融风暴的可能、和容许中国持续以外贸盈余购买海外资产，至足以配合中国未来大国地位的水平。
然而，更重要的是，人民银行在前数年开始了更严重的偏离，就是未经严谨论证和深思熟虑的开放，严重削弱了上述的资本控制（包括容许香港人民币期货的成立、和过度开放一些经常账渠道至足以被滥用作巨大资本外逃），以至在2015年8月容许大量企业和国民，透过滥用这些开放了的渠道进行大量资本外逃。
尤幸中国领导层其后可能在外汇储备上，对人行和外管局划了一条3万亿美元的死线，后者和相关部委才在这些渠道上逐步收紧：这包括禁止国内金融机构再做上述利率套戥，禁止国民用信用卡购买上述保险，国民若要用那5万美元汇出额度，必须出具相关证明，而后来中央亦对滥用对外直接投资渠道作资本外逃的企业作出惩罚。
比如说，有些金融机构透过在香港人民币期货、国内现汇市埸和两地货币市场的利率套戥，造成了大量外汇储备流失、国内信贷萎缩、和将外国投机者在香港人民币期货市场的高杠杆，沽售转化为中国内地人民币现汇的沽压；有些企业透过以对外直接投资为名进行了大量资本外逃；有些国民用信用卡来支付其在香港购买大量带投资性质和存款性质的保险；有些国民用每年5万美元的汇出额度将资金汇出。
此外，有了足够的资本管制能力（即封了资本外逃的主要漏洞），即使人行在贸易战期间透过大量货币增发，甚至另一轮量化宽松以支持股市、债市和经济增长，也不会造成上述“资本外逃→大量外汇储备流失→人民币汇价暴挫→股市再暴挫→资本再外逃”的恶性循环，从而确保中国将可在此贸易战立于不败之地。相反，不封堵资本外逃渠道、或开放更多的短期资本账项（即进一步走向资本账项自由兑换），在贸易战期间将出现过多的资本外逃，以至出现汇率危机和上述的恶性循环，那中国在这场贸易战输的机率就相当大。
还须指出的是，由于大国一般具相当大的影响力和承受能力，若两个大国真的开战，前者（大国的影响力）将意味战况会相当惨烈，即使是贸易战也可以用“见血、见肉和见骨”来形容，而后者（大国的承受能力）则意味这将是一场持久战，加上大国自有足以影响胜败的将才，不到最后也难知胜败。
必须强调的是，维持短期资本账项非自由兑换和缓慢升值是此设计的两个重点，前者意味投机流入必须透过非法渠道或滥用合法渠道，以至投机流入牵涉的风险溢价和交易成本，将高于每年1%至2%的升值利润，从而限制了投机流入的诱因和最终流入的数量。在其后的中长期汇制设计中，笔者指出，中国在其后十年仍须继续维持一定的短期资本管制，从而容许人民银行以独立货币政策协助中国达至内部平衡，控制汇率升幅，以保持高经济增长、庞大外贸盈余（可提高对金融风暴和汇率危机的免疫力及复原力，与及协助持续透过对外直接投资累积海外资产），和容许中国继续走其强国之路。
上述的讨论说明，中国现阶段还是要进一步封堵资本外逃的渠道，确保中国的资本控制能力。有了此能力，将意味短期资本账项受控，那影响人民币汇价将主要是正常的经常帐项（如进出口贸易）和正常的长期资本账项（如正常外国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由于中国仍有相当大的外贸盈余，这些正常变动将不足以对人民币造成贬值压力。
要了解此点，容许笔者先解释当年定下的汇改设计、人民银行早期的成功采用和其后的偏离。在2004年至2007年的百多篇汇改设计文章中，笔者先以国际宏观经济学内的“三元悖论”，解释—个经济只能在一、资本自由流动；二、独立货币政策（即控制货币供应能力）；三、控制汇率能力中三择其二。若选了资本自由流动和独立货币政策，汇率可被过多资金流入大幅推升至该经济难以承受的水平，也可被过多资金流出引发汇率危机。
封堵汇率制度中的重大隐患
考虑到中国当时必须控制汇率升幅（现在则是控制汇率跌幅）和控制货币供应，以达至内部平衡（即接近完全就业与低通胀），笔者当时就建议了如下的过渡期汇制设计：必须维持当时的资本控制（即短期资本账项非自由兑换），在维持独立货币政策的前提下，以每年1%至2%的缓慢升值走出当时8.28的固定汇制，避免了美国的“靠害要求”的同时（一次过大幅升值会中了“震荡式治疗”陷阱，造成经济系统内的协调失败，出口企业即时大量倒闭和后续经济严重衰退。而每年3%至5%的升值率会吸引大量投机流入，造成过多货币供应和后续资产泡沫，直至重陷当年日本泡沫爆破及其后的失落20年，从而让美国可再度兵不血刃地继续全球称霸），容许中国继续走其强国之路。
（作者是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经济系副教授）
事实上，从贸易战才刚开始时，就出现人民币大幅下跌及所引发的股价续跌，就反映出已有相当数量的资本外逃出现，以至出现了一定的未战先乱，中央宜责成人行和外管局联合各部委封好这些资本外逃的渠道，从而确保中国立于上述不败之地。
而作为关系到十数亿人口福祉的中国领导人，也须在“不想打”的前提下，开始为此最坏情况持续作出须要打一场持久战和“以战止战”的准备工作。不用打当然最好，但也不宜过度期望贸易战打到美国中期选举前就会妥协，否则可能会因低估形势，而使中国到时陷入一片慌乱与失措。
较弱的一方若能善选人材封好己方在经济与金融方面的隐患，继而攻守有道（知道那个经济环节可攻、那个环节不可攻），最终可能会以弱胜强；相反，较强的一方若过早地以为己方必胜，再加上高层幕僚忌才，将会犯下骄兵必败的大错。
以后者为例，只要有8000万国民滥用该5万美元额度作资本外逃，即可一夜间完全消耗掉当时约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由此可见当时5万美元的汇出额度的决定，其实未经严谨论证和深思熟虑。
值得庆幸的是，人民银行当时还是采纳了这些汇制设计大部份建议，以至容许中国继续走其强国之路，虽然汇改第二年后偏离了每年1%至2%缓慢升值的设计，以至造成其后的大量投机流入和过多货币供应，支持和引发了2006年至2007年的股市泡沫和房价急升，但还是未至影响全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