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持续推进，相关政治经济成果日趋增多，日本开始坐立不安，并试探性地转变了对“一带一路”冷处理的政策方针，积极与中方接触，并表态愿意与“一带一路”实现战略对接。其中，2017年5月10日中方举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日方主动派遣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参会并表明积极意愿，希望能助推中日双边的战略对接。
具体而言，中国希望以“中日韩+X”、抑或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相关约束性条件为基础，进而构建覆盖整个亚太地区的战略性自贸协定FTAAP；与之相对，日本则希望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为范本，进而构建FTAAP，一举实现“高标准、高水平、高准入门槛”的亚太经济合作区。
第一，“印太战略”的走势及发展方向。毋庸置疑，“印太战略”的主导国是美国，其决定了“印太战略”的未来走向与结构框架。与美国相比，尽管日本实力有限，难以担当主导国的角色，但日本的参与必不可少，因为它是“印太战略”体系的重要一支，也可以为构建并充实“印太战略”提供丰富的资源保障。
地缘政治上，中国与日本同属亚太板块，两者的双边关系发展，或许对今日的亚太格局演变，能够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作用，但这也经历了一个长时间的发展过程。
具体而言，起初因国内保守政治势力的干预及美国的竭力“反对”，日本安倍政府采取了“冷处理”的方法，巧妙地在不同场合回避或淡化“一带一路”议题。值得一提的是，在与“一带一路”密切相关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筹建议题上，安倍政府最终也未能力排众议，汲取日本经济界的中肯纳谏，痛失成为首批AIIB创始成员国的机会。
（作者任职于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第二，中日两国各自对未来亚太格局发展的战略设计。比如说，中日两国在未来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及贸易便利化问题上，是存在一定的战略共识，但两者间的分歧也是较为明显的，即实现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的路径选择上全然不同。
但值得一提的是，“印太战略”必须避免以下三个方面的要义，否则就容易成为引发地区局势动荡的非稳定因素。
当前，中日双方围绕“一带一路”建设的交流在不断加深，但仍存有巨大罅隙。而日本显然也并未完全摒弃对“一带一路”的战略戒备与担忧，迟迟未能在“何以对接”“如何对接”等现实性问题上抛出具体方案、坦诚进行磋商交流。可谓是“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其一，必须避免零和博弈、冷战思维的现实主义逻辑，用合作共赢的积极态度谋划“印太战略”的结构体系；其二，必须避免“以遏制中国发展为自身发展的战略目标”，客观评价中国发展对地区稳定与经济繁荣所带来的巨大红利；其三，必须避免引发地区及全球性的局势动荡，以“规则透明、公正平等”为基本原则，为维护地区及全球的和平稳定创造积极利好。
综上所述，随着中国政治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以及中日两国亚太博弈的日趋频繁，中日关系发展对亚太格局演变的影响因子会同步增进。
未来中日关系的发展，将不可避免地存在竞争与合作的双重性特征。与此同时，中日关系发展与亚太格局演变，之间的双向互动性会有所提升，即中日关系的发展会在更大程度上，影响亚太格局演变的进程与速度；同时，亚太格局的演变将在更多内容、更深层次上制约中日关系的发展。总体来看，以下若干因素或许是其中的主要决定性变量。
由此，在筹建亚太经济合作区问题上，中日两国的矛盾是明显的，两国若难以在中间路径这一重要问题上达成共识，不仅会影响两国经济合作关系的战略发展，更会阻碍亚太经济一体化的实现进程。
第三，中日各自的对外战略与主要外交政策。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对“一带一路”的战略态度，或许是这一层面上的主要议题。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擘画了“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蓝图，并提出了以“一带一路”为抓手，全球合作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畅想。对此，日本实则存在明显的戒备心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