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学者热衷于本地区文史的研究，真的是百年不变。对他们的研究方法与成就，我是由衷地佩服。
不论英国殖民统治者对东南亚或本地历史研究的目的如何，英国文官制度毕竟培育出一批精通多种语文的“学政人员”（ British colonial administrator and scholar），他们的确对构建本地域的历史文化贡献很大。
《新加坡与海上丝绸之路1300年-1800年》详细记载了新加坡700多年前的历史，显现新加坡在14世纪已是一个繁荣海港。全书图文并茂地呈现了1300年至1800年亚洲的海上贸易面貌，以及新加坡所扮演的角色。据悉，该书将会译成华文，计划于2019年出版。这本著作与目前的热门话题“一带一路”，及新加坡开埠200年的主题切合，可谓适逢其时，毕竟“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约翰·米克西奇是美国人，如果把他誉为“新加坡考古学之父”也不为过。从1984年开始，他就在新加坡皇家山及皇后坊一带进行考古工作，这部得奖作品正是他多年的田野考察结果。记得庆祝SG50时，制作记录片《探秘红狮之城》（The Hunt for the Red Lion），考查狮城名字的由来，约翰·米克西奇是该片历史顾问之一，与他有数面之缘。
本地历史许多史料，大都由这批优秀的殖民地学政人员以英文保存下来。
作为2018年新年吉语：惟愿本地学者对构建新加坡历史，急起直追，掌握对自己国家历史的话语权。
今年1月，经过三年的遴选，约翰·米克西奇（John N. Miksic）2013年出版的著作《新加坡与海上丝绸之路1300年-1800年》（Singapore & the Silk Road of the Sea，1300-1800），终于从29部入选作品中脱颖而出，成为首届“新加坡历史奖”的得主，奖金5万元。米克西奇也是国大文学暨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系教授。
由此联想，过去200年来，对新加坡历史文化做出贡献的洋学者不在少数。莱佛士本身就是杰出的历史学者，他所著的《爪哇史》（The History of Java，1817年出版）至今仍是经典之作。我们有理由相信，莱佛士开埠新加坡不是偶然的，肯定是做了一番研究之后的决定。
新加坡国立大学在2014年设立“新加坡历史奖”，以鼓励国人加深对自身历史的认识；但该奖项只接受英文撰写的著作，每三年颁发一次。
譬如：沃尔特·梅克皮斯（Walter Makepeace，1859年-1941年）主编的《新加坡百年史》（One Hundred Years of Singapore，1921年出版）；温斯德（Richard Olaf Winstedt，1878年-1966年）的著作《马来语法》（Malay Grammar，1913年出版）；巴素博士（Dr. Victor Purcell，1896年-1965年）的《马来亚华侨史》（The Chinese in Malaya，1948年出版），还有副华民护卫司（Assistant Protector of Chinese）海尔（G.T. Hare）为英殖民地公务员编写的华文读本《三州府文件修集》（A Text Book of Documentary Chinese，Selected and Designed for the special use of Members of the Civil Service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and the Protected Native States，1894年出版）等等，都是重要典籍。
作者是本地历史学者
既使时至今日，加拿大籍汉学家，现任职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丁荷生教授（Prof Kenneth Dean），领导学生从事大型田野调查，借助先进科技，利用地理资讯系统（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简称GIS）绘制“新加坡宗教地图”，对新加坡的庙宇与坟山进行地理历史定位的考察，贡献殊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