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次会面很有纪念意义，因为刚好在政变发生一周年之际。他酷爱绿茶，我带给他一盒信阳毛尖，我们就从茶文化开始聊。聊得心不在焉，于是直奔主题。
“如果真是军方发动政变，埃尔多安将死无葬身之地”，他十分肯定地对我说。这是“服务运动”人士的普遍观点，认为政变是埃尔多安的“伪旗行动”。
在科尼亚的一处难民救济所，我感受到埃尔多安作为政治家的魅力。政府部门与伊斯兰慈善组织合作，接纳了近300万叙利亚难民。加上埃尔多安在巴以问题上坚挺巴勒斯坦人的立场，这为他在穆斯林世界赢得了声誉。
土耳其官方坚持认为，居伦在搞平行政府，企图控制国家政治走向。在官方的材料中，为首的一份是埃尔多安的一篇立场性的文章，将“服务运动”定性为“准恐怖主义”。他指责“那些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人”（居伦）企图发动政变，要“坚决捍卫自己经由民选的执政权力”。一位官员说：“居伦就是幕后黑手，否则为什么躲在美国不敢回来？政府握有证据，他与军方高层有染！”
最后我问萨维斯：“您认为埃尔多安与居伦两人最核心的分歧是什么？”他沉思片刻说：“埃尔多安在政治上集权，在宗教上要求千篇一律；居伦则提倡民主政治，在宗教上主张多元共存。”
一位土耳其朋友望着山下的美景对我说：“我们爱他（埃尔多安）！看他给土耳其人带来的，经济的繁荣和宗教的复兴，还有土耳其在国际事务上的影响力！”
政见不同，路线相左，这或许是两位昔日盟友反目成仇的原因。我看到的是，埃尔多安的路线为一个穆斯林民族国家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尽管前途未明；居伦的理念则为穆斯林与非穆斯林多元文化共存指明了一条道路，开辟了一条伊斯兰主义与世俗主义之间的中间路线。
在开罗的《H-ra》杂志总部，见到总编内维萨特·萨维斯（Nevzat Savas）。他温文尔雅，但没有电视上帅气。他是“服务运动”（Hizmet Movement）最重要的媒体人，他的杂志被认为“改变了阿拉伯世界对土耳其的看法”。
但居伦似乎并不否认政变者中有“服务运动”的支持者，他说：“若参与政变者中有人自认为是‘服务运动’的人，那我认为这些人已背叛了自己的国家，他们的行为使土耳其人手足相残；这些人也背离了我毕生倡导的理念，使成千上万无辜的人受牵连，遭到政府迫害。”
他有着浓厚的宗教感情，曾因在1997年公开朗诵一首带有宗教含义的诗歌而入狱。但作为国家元首，他发誓要“遵守宪法、法治、民主和阿塔图尔克的原则，遵守世俗共和国的原则”。实际上，他在执政中走的是中间偏右的路线。
一年来，关于土耳其政变的真相，已有多种理论出现。有埃尔多安“伪旗行动”自导自演说，有军中世俗派诱骗“服务运动”者政变，借刀杀人清洗居伦伊斯兰势力说，还有埃尔多安准备清除军中亲居伦军官猝发政变说。无论真相如何，埃尔多安都借此巩固了自己的权力，把国家从军人干政的恶性循环中解放出来。他毫不掩饰心中的喜悦：“这次政变是来自真主的礼物。”
他听后大笑，然后平静下来说：“给您材料的那位部长，与我有很深的私交，我们经常一起组织活动，那时他站在台上总是说‘服务运动’有多好，去年政变后我们成了陌生人，他说我是库夫勒（伪信士）。但我们绝不会说他们是库夫勒，他们依然是我们的穆斯林兄弟。”
居伦则认为埃尔多安偏离中间路线，走向了政治伊斯兰（威权主义）。不过，他表示，虽然自己不赞同政治伊斯兰，但绝不会因为立场不同而发动政变。他自我辩护说：“50年来发生了四次政变，我没有一次能幸免于难，这次竟然被扣上参与政变的罪名，对我简直是奇耻大辱，我坚决不接受！”
作者是旅居埃及的中国山东伊斯兰阿訇、历史学者
去年土耳其政变发生后，萨维斯向阿拉伯世界阐述居伦（Fethullah Gulen）的立场。看上去效果还不错，最明显的是海湾国家和埃及与土耳其政府关系的紧张。
他给我拿来一些驳斥埃尔多安政府的材料，其中有一本《在考验时期的立场》的书，全面阐述了居伦的观点。我翻阅着材料说：“在安卡拉，蒂亚乃特（Diyanet）的官员也给了我一些材料，您要多给我一些才行，这样我就能均衡地分析事件了。”
“知道吗？”他微笑着说，“我们土耳其人是最早搞政变的，1960年、1971年、1980年、1997年，中东这些国家的政变都是跟我们学的。”我会意一笑，他的意思是，土耳其人是政变专业户，经验丰富，不可能失手。
在土耳其，你能深刻感受到埃尔多安受人民爱戴的程度。在达恰目里嘉山上，放眼望去是作为奥斯曼帝国政治遗产的伊斯坦布尔城，右手边山坡上正在建一座拥有六个尖塔的清真寺，老百姓私下里叫它“埃尔多安大清真寺”。依照奥斯曼帝国的传统，一位苏丹，要留下一座以他命名的清真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