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时事评论员严孟达在《新加坡组屋生活》前言中写道：“新加坡没有贫民窟，没有种族聚落，因为有了组屋区。组屋提高了新加坡人的生活素质，塑造了国家的形象，也磨练了新加坡人的个性。新加坡组屋区成了世界参考的对象，但新加坡的模式难以复制。外人看到的是组屋成就，这是见树不见林。组屋成就反映的是一套任何政治学课本上找不到的治国哲学和社会工程。”
2018年12月7日，在《联合早报》和国家图书馆为我联合举办的专题讲座上，我曾明确提出，本地熟食中心、小贩文化其实只是组屋生活的延伸内容，应当申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其实是新加坡组屋生活这一独特的社会生活方式。
既然按当局所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为被社区、群体视为其文化遗产之一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达、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新加坡组屋生活方式不正是符合了这方面的条件吗？
这个说法显然把我们的组屋生活，仅仅看成了政府的一个硬件工程，这在客观上贬低了组屋生活方式所特有的社会政治文化深层意义，忽视了这种举世无双的生活模式，给新加坡人甚至世界其他国家所带来的深刻启迪。
根据当局的说法，组屋只是“一种城市基础设施和建筑景观，不符合非遗的定义，所以不适合提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
为纪念新加坡独立50周年，我曾在2015年拍摄出版大型摄影画册《新加坡组屋生活》，通过800多幅彩色照片，从七大方面详尽展示了组屋区优雅舒适的生活环境、多元种族和睦聚居、多元文化多元宗教多元习俗相互共存，以及组屋区内丰富多彩的生活形态、配套完备的社区生活服务、务实亲民的市镇管理和基层组织与社区关怀等诸多方面的鲜活内容。
组屋生活哪里仅仅是“城市基础设施和建筑景观”呢？
读了4月16日《联合早报·交流站》上国家文物局对读者投函的答复《组屋不符合非遗定义不宜申遗》，我以为当局把组屋建筑与组屋生活方式两个不同概念混淆起来，其结论大可商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