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中国商品的受众大多为美国的中低收入家庭，特朗普的关税实际上成为了一种累退税，导致美国本已高度不平等的收入分配进一步倾斜。
英文原题：Why Should Biden Ditch Trump's China Tariffs?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任期内曾多次提高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从他2017年1月上任时的平均3%左右提高到了2019年底的20%以上，目前美国对中国商品征收的平均关税，基本与美国在1930年代初根据《斯穆特-霍利法案》（Smoot-Hawley Act）对世界其他国家征收的关税水平持平，在许多经济学家眼中正是该保护主义法案导致了严酷的大萧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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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美国从其他国家进口的类似商品，也因关税上涨而变得更加昂贵。因此虽然联邦政府征收了额外的关税，但这只是把钱从美国家庭转移到了美国财政部。其他各项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虽然中国可以在减少自身贸易壁垒方面做更多的工作，但这些都不是造成其贸易顺差的原因。事实上我与鞠建东和施康的研究，就表明是中国在2000年代初的开放进口推动了其整体贸易顺差的上涨。
废除特朗普对中国商品征收的关税，对重振全球贸易体系的信心至关重要。2020年9月，一个世贸组织争端解决小组裁定美国的关税违反世贸规则。美国原本有权对这一裁决提出上诉，但特朗普政府在前任法官任期届满后拒绝确认新法官人选，致使该机构因法定法官人数不足而失去效力。
有些人认为美国是出于国家安全考虑而减少对华贸易依赖，但美国拥有比其他所有国家都更多的国家安全工具，因此不需要依靠关税去实现这类战略目标。事实上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的做法，应该是在世界贸易组织倡导改革，以取缔那种将关税用于非经济目的的行径。
同时中国对美国商品的报复性关税，也导致了美国的额外经济损失，比较明显的就是汽车等耐用品的销量减少。纽约大学的迈克尔·沃夫（Michael Waugh）的研究发现，美国那些受中国贸易报复影响较大地区的汽车销量有所下降（约15%），表明当地家庭收入减少，同时这些地区的就业率也有所下降。
如今拜登总统正在扭转特朗普的多项政策（包括对欧洲商品征收的进口关税），同时也必须决定是否要移除其前任的对华关税。
虽然美国一些与中国进口产品存在竞争的行业获得了某种保护，但这一好处却被使用中国原材料的部门，包括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就业岗位减少，以及美国对华出口下降导致的就业岗位减少抵消掉了。
美国对中国商品征收的较高关税，只是令部分产品的进口转移到了其他国家，而与中国的双边贸易平衡状况，其实不太影响美国人的福祉，美国的整体贸易逆差在2020年上升到了12年来的最高点，体现了美国国民储蓄相对国民投资的不足。
作者曾任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现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及国际和公共事务学院金融及经济学教授
此外美国的贸易平衡状况也并未因特朗普关税而改善。2019年美国对华的双边赤字与2016年奥巴马总统执政最后一个完整年度基本相同（约3450亿美元），这表明美国对华出口和从中国进口同样都减少了约100亿美元。
这种模式也延续到了2020年。虽然双边逆差降至3110亿美元，但部分原因是疫情引发的经济衰退减少了美国的整体进口。而根据两国第一阶段贸易协定，美国对华出口从2019年的1070亿美元上升到了2020年的1250亿美元，这一数字与2018年的水平相近，但低于2017年的1300亿美元。
如果拜登能够获取一些好处，比如将中国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单边承诺转化为更具约束力的国际承诺，他就应该这么做。但是特朗普关税保留得越久，美国中低收入家庭就得承受更长时间的重担。正如1930年代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一样，特朗普关税的持续存在，将不利于拜登实现包容性经济复苏的目标。
无视世贸组织裁决，可能会削弱拜登政府强化基于规则的全球体系之宣言的可信度。但鉴于特朗普的关税已经实施，美国是否应该尝试从中国那里得到一些承诺以换取放弃关税？
拜登此举并不是为了维护中国工人或企业的利益，尤其是他必须保护自身免遭对中国这个美国全球主要竞争对手过于软弱的指责。但他有三个更有力理由去抛弃这些关税：它们伤害了美国的工人和企业；未能减少美国整体贸易逆差；也有证据表明其进一步削弱了对全球经济规则的尊重。
在美国经济学家进行的所有实证研究中，没有一项表明特朗普贸易战对美国家庭或企业有利。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玛丽·阿米提（Mary Amiti）、普林斯顿大学的史蒂芬·雷丁（Stephen Redding）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大卫·维恩斯坦（David Weinstein），研究了特朗普在2018年期间对中国商品的六次加税，这导致被征收10%以上关税的美国进口商品比例，从3.5%增加到了10.6%。与特朗普及其高级贸易官员宣称的相反，更高的关税几乎全部转化成了美国消费者所支付的更高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