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瑞杰在脸书上指出，美国科研体系的关键在于有一个充满活力的生态系统、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强有力合作，以及资助者的耐心与大胆心态。这些对新加坡在强化科研、创新以及企业生态（RIE）方面，具有重要的学习价值。

美国在本区域存在80年，事实证明有助于区域的稳定与蓬勃发展，过去几十年，本区域国家在经济、科技与创新等方面能取得进步，也都与美日的科技实力脱不了关系。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科技实力，也为本区域带来很多新的经济活力，新加坡积极深化与这些国家的技术交流，能帮助我们在国家整体实力方面更上层楼。

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近期率团访问美国，凸出重点之一是新加坡更积极和美国在新兴技术领域的合作与交流，特别是推进人工智能治理方面。此外，在洁净能源、太空、数码和科技解决方案等方面，也探讨了很多合作的空间。

与过去新美之间的访问往往偏重防卫与经济合作略有不同，我国代表团此行的关注点更多在于技术的领域。黄循财先是以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IC）董事会副主席身份为GIC投资论坛主持开幕。也在美国访问的副总理兼经济政策统筹部长王瑞杰以GIC董事身份出席论坛，他随后造访了美国科研重镇波士顿的麻省理工学院电脑科学与人工智能实验室，以及哈佛大学的量子光学研究中心等机构和部门。

美国是当今世界科学研究的前沿，无论在人才培养、科学思想、技术创新和资金运营模式等方面，都有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与此同时，人才济济的中国在多个科研领域陆续有突破成就；日本和欧洲一些国家在工业与软件等方面也都有值得学习之处。新美计划设立的人工智能治理小组，就是针对未来的各种问题和解决方案加强两国信息交流，也是我们学习的机会。

新加坡的大学、新加坡科技研究院以及国立研究基金会等机构，长期积极地在世界各国寻找前沿的科学研究合作伙伴，并且取得相当成果。王瑞杰指出，这些伙伴关系对确保我们走在创新与突破的前沿非常关键。新加坡必须在应对气候变化和老龄问题等方面，与全世界最好的头脑合作，才能实现协同效应，更快看到成果。

从战略思维角度思考，新加坡寻求多元化合作机会，一方面是确保能了解并掌握与己相关的重要技术发展；另一方面，在中美技术脱钩的现实层面，新加坡除了坚定保持与双方的友好关系，也必须在技术引进方面尽可能开放自己。换言之，确保我国的先进技术来源多元化，对世界科研圈子开放，不仅能建立足够的科研与人才战略纵深，也能确保我们在面对各种问题时，有足够实力提出解决方案。虽然眼下国家和阵营之间的保护主义还不到壁垒分明阶段，但国际大企业和投资者，已经越来越感受到地缘政治张力的影响。技术是未来经济的基础，技术实力决定企业竞争力，也决定国家的生存空间。

从人工智能到纳米技术，在不久的未来将主导世界，影响人类的生活。与眼下各种技术相比，那是一大跨越，新加坡必须与技术最好的国家保持脚步一致，经济增长的基础才能更深厚。我国幅员虽小但国际联系广阔，政策与议题制定能力强，这些都是技术大国与我国合作有利之处。因此，我国新一代领袖深入了解美国等科技大国的政策思维与走向，对我们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