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上已有足够的阻吓力，关键就在于执法和公众的及时举报。由于智能手机的普及，不管公开场合的纠纷或是社交媒体上的言论，都在公众的视线范围内，任何人因一时冲动，言辞或是行为过激都会给自己带来严重后果。

2020年1月间，当中国疫情开始时，有一回教宗教师在网上发表排外和歧视性言论，指华人不如回教徒卫生，并称冠病病毒是上天给中国的报应，以惩罚中国“压制新疆信奉回教的维吾尔族”。这种偏激言论出自本地宗教师，若不及时阻止，后果难以想象。尚穆根当即在个人社交网页上贴文，指名道姓谴责该宗教师。

在我国法令下，蓄意发表言论挑起他人种族情绪者最高可处监禁三年，或罚款，或两者兼施。骚扰他人罪名的最高刑罚是监禁六个月，或罚款5000元，或两者兼施。

2019冠病疫情席卷全球，导致美国和欧洲经常发生亚裔人士被袭击事件，我们都感到震惊，但类似案件也发生在新加坡时，我们似乎不大敢相信。

不幸的是，印度疫情的恶化，让这种因经济利益威胁所催生的排外情绪，矛头指向了来自印度的新移民。新加坡与印度在2005年签订的《全面经济合作协定》（CECA），最近几年一直成为社会上和网上的话题，主要是围绕着所谓的高薪白领工作被外来印度人占据的争议，引起广泛的不满情绪。前天国会里，这也成为尚穆根与前进党的非选区议员梁文辉交锋的火点。加上最近有关印度人以牛粪牛尿消灾解毒习俗的信息和视频在网上广传，都可能正在不知不觉中加剧部分人针对印度人的排外心理。

涉及种族情绪的事件即使是属于偶发和孤立例子，当局也必须及时扑灭火苗，防止种族情绪在社群中蔓延。除了执法单位之外，各社群本身都应该各尽其责，社群组织和宗教团体都必须时刻保持警惕，一有不良势头出现，就加以处理，而不是当作小事掩盖过去。

排外情绪是任何社会都存在的现象，连同文同种的单一族群社会，都会出现人为的身份划分和歧视，更遑论像新加坡这样的多元种族和宗教的社会。排外情绪大多源自对未知的恐惧和对未来的不安，特别是当人们对自己的经济前景缺乏安全感时，更容易归咎于“他者”。冠病疫情冲击了各行各业，不少国人担心自己可能失业，寻找代罪羊的冲动自然就容易被煽动起来。

去年4月，一名没戴口罩的马来男子到杂货店购物被华人店主拒绝，他恼羞成怒发表带种族性的辱骂，把冠病传播归咎于华人，事后被逮捕。

社论 2021年5月13日

近日，本地一印族妇女在外晨运时，因把口罩拉下，被一华族男子喝骂，男子还一路随后，并以种族侮辱的言语骚扰，最后甚至把她踢倒在地。警方已经逮捕嫌疑人，并以蓄意伤人罪和《防止骚扰法令》调查这起案件。

李显龙总理在面簿贴文中对事件表示非常失望，指这个袭击行动“超越想象地损害了我们的国际声誉”。

目前，我国的抗疫工作又面临新一波的挑战，变种病毒株传播力更强。此时正值国人提高防疫意识，合力防疫的时候，社群之间若产生互相猜忌埋怨的心理，以及任何排外情绪都将为我国的防疫局势添乱。

案发过程显然充满种族歧视，似乎跟最近变种冠病病毒株从印度传入，引起排外和种族情绪有关，几位部长随即在社交媒体上发声谴责。内政部长兼律政部长尚穆根前天也在国会中发出警告，种族仇恨和排外情绪如果不断被煽动，日久将成为常态，并危害新加坡。

此外，国人在疫情中的心理健康也深受关注，疫情带给人们的恐惧不安，人们的出游受到限制，因此普遍产生的压抑心理一触即发。对不同族群人士以及维持防疫措施的“安全距离大使”出言不逊或是动粗，不容姑息，否则此类事件可能演变为“新常态”。

过去一年多来的有关例子，显示要完全杜绝网上和公开场合的种族或宗教歧视言论和偏见是不可能的，加上新加坡是个开放社会，这类事件在平时原已防不胜防。如2018年3月，美国传教士安格尔来新布道时，发表对回教徒不敬言论，主办方的教会为此向本地回教社群道歉。更早时也有本地牧师肆意指佛教是迷信，过后也作出道歉。

过去一年多，涉及疫情的种族事件零星发生，虽没有构成一种趋势，但我们不可掉以轻心，任何潜伏在社会上的暗流，可能随时爆发成分裂社会的祸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