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是中国金融法律行为研究会理事）

这种做法虽然具有倒逼制度革新的效果，但却僭越了商业伦理，混淆了技术与政治之间的界线，对全社会都是一种危险的行为。

但对互联网的管制，不应局限于掐断接口或者屏蔽信号那样简单，否则就会阻滞行业发展和时代的进步。互联网所带来的问题，本质上也不在于某些公司的垄断或某些个人的野心膨胀，而在于网络时代如何重新确定社会成员的主体身份、行为边界、契约结构和财富分配方式等方面。采用粗暴收服的方式对付互联网公司，纵然可以整饬市场秩序，却绝非信息时代社会治理的应有之义。

互联网技术改变了信息传递的方式和速度，对那些以信息不对称为经营逻辑的商业模式形成了颠覆。就像工业革命时代，规模化机器生产摧毁小农经济和手工作坊一样，互联网技术最终也必将重塑商业逻辑，冲垮各种靠赚取差价为生的商业门店。

互联网所带来的问题，本质上也不在于某些公司的垄断或某些个人的野心膨胀，而在于网络时代如何重新确定社会成员的主体身份、行为边界、契约结构和财富分配方式等方面。采用粗暴收服的方式对付互联网公司，纵然可以整饬市场秩序，却绝非信息时代社会治理的应有之义。

互联网技术的另一个明显优势，是其在缓解信息不对称难题的同时，以数据符号的形式几乎再造了另一个世界，某种程度上提供了一种超越现实物理世界的方法。按照目前的技术进级速度，加上工业互联和智能机器等关联技术的突破，在不久的将来，如果出现一个与现实社会平行的网络虚拟社会，也不足为怪。

埃隆·马斯克（Elon Musk）的“星链计划”（Starlink）让许多主权国家黯然失色。中国的互联网巨头则利用资本和技术优势，试图将所有消费服务行业都收到自己的治下，逼得监管部门不得不出手干预。

互联网巨头也正是借助这种新技术红利，在传统管制秩序之外，为社会成员提供了另外一种表达和实现自我的方式，一种颇具叛逆精神，因而轻易就能取悦大众的方式。在此过程中，许多互联网公司不仅找到了规避监管而快速取利的捷径，还产生了自己居于道义高地，乃至可以藐视固有体制的错觉。

如果能够基于技术进步的现实，尽快完善原有的社会治理机制，重新划定个人权域与公共秩序之间的界线；实现网络身份与现实身份的统一和责任约束的一致；同时将社会治理成本在传统生态与网络生态之间进行均等分担，则各类互联网公司也必会重回技术创新和公平竞争的发展轨道，于市场活力和社会发展都将大有裨益。

但信息只是现实社会符号化的结果，终归不能取代实体物品的功能。所以，互联网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冲击和改造，与波澜壮阔的工业革命相比，终归要逊上一筹。

尤其是部分互联网巨头公司，试图利用技术手段，鲁莽地引领社会成员重建身份认同，无视宪政秩序之下的配置体系而创设资源转移路径。这些做法显然危及了既有建制体系和社会治理的根基，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不会听之任之。

互联网巨头一如许多其他商业巨贾一样，早期都致力于技术，将研发性能更优的设备，改善公众的生活作为行业使命和取利之道。但在财富聚累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不再满足于只为社会提供技术，而是积极干预社会治理机制，梦想建立归属于自己统治的界域。

技术创新常常能够推动社会变革，但技术本身却并非变革行动的主导者，技术所能改变的只是原有的社会关系，并为制度改革提供前提条件而已。

互联网公司陶醉其中的帝国梦想终将是空中楼阁，如不早日梦醒，必将梦碎有时。同时也可以预测，最先建构起真正适合于信息时代社会治理体系的那个国家，将会成为未来世纪的全球引领者。

但互联网技术的优势在于：当其形成规模之后，仅仅基于信息的复制和技术的复用，就能够实现扩大再生产，因而其边际成本几乎为零。这使得互联网公司拥有了超越传统产业的扩张能力，赢家通吃的效果更为可怕，也更容易形成压倒性的垄断局面。

所以，当互联网公司建构独立王国的梦想暴露无遗之日，也恰是其监管红利取尽之时，政府将会竭尽全力，将他们纳入到已有的治理体系之中。而事已至此，像网络管制、经营限制等相对简单，却也更为直接有效的手段，往往会大派用场。

一家实力出众的互联网公司，或者一项真正能够解决社会关切问题的互联网产品，可以迅速扩散至各个阶层的社会成员，从而形成规模巨大的商业生态。这种优势是工业时代的技术所无法比拟的。

互联网公司近些年快速成长，风头盛极一时，一方面得益于信息技术的进步；另一方面本身也是既有制度的受益者，是利用社会治理手段的滞后性，通过规避现行建制体系，谋取超额利润的结果。

现行社会治理体系传承于农耕社会，虽然经过了工业时代的改造，但面对互联网技术的冲击，体国经野明显力有未逮。许多传统的社会管理理念和手段，与互联网生态完全无法兼容，尤其在税收、金融管制、私权保护等涉及社会秩序核心的领域，传统社会管制方法面对快速迭代的网络生态，一时间纷纷失灵。这造成了互联网公司以及它们所经营的领域，常常能够逸出国家权力的覆盖范围，成为法外之地。

面簿（Facebook）去年底推出了Diem，来取代雄心勃勃却屡屡受挫的天秤币（Libra）计划，背后始终不变的是打造全球通用的加密数字货币的梦想。推特（Twitter）在美国总统交替之际，不失时机地封掉了特朗普等一众要人的账号，其所展示出的是管制舆论导向的权威。

久而久之，当创业早期的理智和内敛，被道德优越和财富优势的自我陶醉冲淡时，无可避免地就会萌生出建构独立疆域的野心，从而走入与现行建制体系直接发生冲突的困境。

总之，每个时代都是治理之下的时代，有效的治理始终是社会良性发展的共同特征，技术革命是促进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革新的重要因素，但技术方法与社会治理的内在逻辑却完全不同。因此，互联网技术所造就的一切生态和商业模式，最终都须归入既定的社会规范体系之中，这是必然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