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朋友最乐于诉说的是，拥车证、公路电子收费的增加、政府这里给一点津贴一点好处，却在另外的地方收取更高的收费，如消费税，以平衡收支等炒冷饭议题、不假思索的言论。我们经常听到人们说：“你要赞成一个人的看法，总能找到100个赞成的理由，你要反对一个人的立场，也总能找到100个反对的理由。”当人们带上有色的眼镜看事务时，理性的思考已荡然无存。
当今，一技防身的时代已过时，二技、三技防身已来到竞争舞台的中心。数码科技、机器人、人工智能等的创新科技，已取代传统的人力和脑力的工作。不学习，则“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便是硬道理。这位朋友，或多或少也明白这个道理，但他却说，当他的最小的孩子完成大学教育，找到工作之后，他就会带着老伴移居他乡。
到底，我们的社会，有多少人把选票当成是避免反对党的按柜金被没收的工具？在政治上盲赌的选民，又有多少老是发牢骚，从不学习？一味地怪政府，却又不反思自己曾经付出了多少的努力去争取成功的人？
因为，投票是秘密的，你根本无法知道，其他和你同一选区的选民投票给哪一个政党。最多，你也只能知道身边较要好的亲朋戚友的投票倾向。但在一些理性的家庭，成员之间也不太过问彼此的投票意向。每个选区的选民也无从知道其他选区的投票概况。如何预测执政党总得票率在55%上下浮动的差距，这基本上连建立风险评估的基础都谈不上。
一旦有这样想法的人多了，可能导致的结果不是政治“变天”是什么？“执政党做得不错”的说法，到时已毫无意义。这是怎样的一种自我矛盾心理？令人费思。照常理，赌博也没人这样赌。因为这是盲赌，失去了理性的侥幸博弈心态。大选投票如此这般的不理性，让人匪夷所思！
上述这位朋友，原本是从事贸易行业，可是他所涉及的贸易行业，属于夕阳工业的代理交易活动。在新加坡这个好多的行业都必须考虑转型的时刻，夕阳工业若没有创新改革，就难于维续。因此，他只好去找份差事，然而总是高不成，低不就，勉强挣扎。
这使我想起了，好多年前看过的一部电影，里边有这样的一幕情景。甲跟乙说，他老是找不到理想的工作。乙就问甲说：“你离开学校20多年后，有没有去上过一天的教育或培训课？”甲回答说：“没！”
另一位朋友，平常在WhatsApp里传给我的讯息，大多是对执政党的一些政策的牢骚。在大选之前的几天，他在WhatsApp里的讯息频率增加了，又是一面倒地对执政党的挑剔的言论，对反对党褒奖的话语。
（作者是本地私立学院兼职讲师）
投票，应该是投给有能力有意愿做事，能把选民的声音带进国会，扮演好代议士的角色，或有能力更上一层楼当部长的国会议员，选出贤能的政府带领新加坡发展和前进。在新加坡，这是行之有效，多年不争的事实，也是理性的民主政治存在的意义。把选票当着是为了避免反对党的按柜金被没收，这样的恻隐之心，我百思不解。
随后，他又说，这一次大选，执政党得票率约60%，若来届大选执政党的得票率游走在55%上下，差距不大之间，再下一届的大选就得投回执政党，避免其不能执政，因为执政党做得不错。我听了，一阵茫然。
倘若上述政治“变天”真的到来，国人、社会却还未准备好政党轮替，而反对党若没有一个政党能单独执政，就必须准备组成联合政府，我们是否经得起这样突发的转变？宜谨慎三思。
大前研一对低智商的社会、低智商的族群，归纳了三种特征：集体不思考，集体不学习和集体不负责。
让执政党的得票率不能低于一个选民自己定下的“临界百分比”，这是怎样的一种逻辑思维。我不是心理学家，无法从这个知识领域，来评论这种心理状态。但就常识来看，这是难于理解的，欠缺理性周详的思考；若说具有潜在的赌博意识，应不为过。
被誉为日本战略管理之父的大前研一，在他的著作《低智商社会》里，举了一个例子，当有人在网络或手机的群聊里说，“豌豆对减肥有帮助”，第二天一早，菜市场上的豌豆就会被一扫而空。他形容这就是一个人云亦云，不假思索的社会现象。
今年大选过后不久，笔者分别和几位朋友碰面，谈及了此次大选的一些事。一位朋友很坦率地说，他手上的一票，是投给反对党。他知道他那区反对党是不可能被选上，投给反对党的理由是，增加反对党的得票率，避免他们的选举按柜金被没收了。我听了一愣。
上述所言的不把选票当一回事，离开学校从不学习的人，在我们社会的人群里，到底占多少的百分比，是值得我们去探讨和关心的。尤其是当这样的人，具备大专的学识水平，又达或已过知天命之年，确实令人担心，因为这是一种社会隐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