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高等教育机构，以先进思想的代表和现行政治经济体制的批判者自居。因此，大学教授中绝大多数人是主张多元、包容、温和、反对强权、僵化、封闭、同情弱势群体的自由派。在具体议题上，大学往往是率先承认社会性别自我认同多元化，宽容性少数群体，接纳外国文化，反省白人特权，同时也最讲究“政治正确”的地方。
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停留在“为自己争自由”（胡适语）的初级阶段，而另一部分人甚至已经蜕变为简单和绝对的“美国（特朗普）崇拜”，以“让美国再度伟大”的口号和“超凡魅力领袖”的出现，作为自身的精神寄托。
在当下美国，自由派在社会理想方面强调多元、包容、注重平等权利和社会福利，而强调社会福利必然导致美国自由派不反对政府的积极干预。美国自由派通常也极力主张性取向的自由，社会性别自我认同的权利，堕胎的自主权，并淡化宗教势力的社会影响。
当21世纪的多数中国式自由派，执着于“中国VS美国（西方）”的二元化图景，并把“美国”看作一个高度理想化的存在，一种不能批评的象征和精神寄托时，美国的自由派却常常把“美国”作为他们批判的靶标。
按笔者的解读，毋宁说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想争取自己自由言说的权利，但在涉及其他群体说话的权利时，其实还是持威权主义和精英主义立场。
从20世纪后期开始，当中国自由派开始接续已经断裂的中国自由主义传统，引入了卡尔波普和哈耶克等人的理论，并在现实中实现了私有产权保护，和推进市场经济改革的成绩之后，西方自由派的关注早已从政治经济领域，朝社会领域迈进，聚焦于性别、弱势群体保护、环境等议题。
但在一些中国自由派的眼里，以“社会正义斗士”（social justice warrior）自命，挑战一切威权，同情一切弱者的美国自由派，或许又是一群显得偏激幼稚的“白左”。
同时，美国自由派讲求“政治正确”，但其初衷不是为了限制表达自由，而是为了避免“冒犯”特定的人群。当然，政治正确的后果是多面的，也会造成句句小心，不敢随便说话的自我审查效果，正如福利政策也可能被滥用一样。
在北美自由派知识分子眼里，带有精英主义、种族主义和权威崇拜痕迹，个人意识强烈，但对更广泛的社会议题视而不见的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理念，其实是“保守”而非“自由”的，至少不符合他们对于当下“自由主义”的界定、理解以及实践，而更像美国语境中的保守派。
在冠病疫情失控的时候，美国自由派毫不犹豫地认为，拒绝戴口罩的权利，虽然从理论上说是天然的，但在实际运用的时候和所有其他权利一样，必须受制于社会责任和他人的观感，特别是在社会的紧急状态下。
近期，一位北美人文社科学者和中国研究专家，通过译者导言的方式认为，中国式自由派代表人物言论中明显的反移民、反少数族裔权益、反“身份政治”、反“政治正确”的观点，令他感到吃惊。最后，这位学者得出结论：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还是要“治”（order）不要“乱”（disorder），要“共识”（consensus）不要“冲突”（conflict）的。
由于对“美国”的抽象的信仰，而不是对现实中的美国及其社会实际的客观了解，以及对当代美国自由主义实践中“社会正义”（social justice）这一重要面向的忽略乃至嘲讽，中国式自由派的言论，在受北美自由派关注和介绍的同时，也受到批评的审视。
（作者是美国阿勒格尼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当秉持上述理念的北美人文学者，遭遇中国国内的“自由派”学者时，往往惊讶于后者会支持被北美自由派文人学者所鄙视的特朗普，会反对被北美自由派学界奉为圭臬的“政治正确”，而且似乎缺少被北美自由派视为理所当然的同情弱势的底层情结。
也就是说，从北美自由派学者的角度看中国自由派学者，后者是“自由”得不充分、不到位的。其实，这种分野早就存在了。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在描述他所熟知的中国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时候，就创造了一个名词“Sino-liberalism”——中国式自由主义。他认为，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是脆弱的，他们无法建立法治程序，也无法保障自身的财产安全，只能在学术界作为个体存在。
这两个思想群体虽然同处一个时代，并且惺惺相惜，但双方其实一直都生活在两个不同的社会背景，及其所导致的两个迥然不同的认知框架中，其交流障碍和彼此的困惑，正是源于这一根本区别。
在笔者看来，这种质疑反映了双方立场和认知的错位。这种错位来源于中美两国政治制度和历史文化历程的巨大差异，两国知识分子所面对的问题的不同性质，以及中国知识分子自身的局限。
笔者以为，20世纪上半叶的为数极少的中国式自由派，了解基本的西方自由主义理念，也继承了开放、包容、渐进、温和的自由主义气质，但是由于中国从帝制崩溃的历史废墟中，建立民族国家和重建政治权威的迫切需要，以及外敌持续入侵的背景，脆弱的中国自由派几乎都选择了认同新的政治权威，以实现强国梦，同时也并未正视私有产权在政治自由主义中的核心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