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期间，印度禁止对华口罩出口、挑起边境军事冲突以及限制中国投资等种种手段，尽显“伎俩”角色。面对印度排除中国，加速建设“印度版”全球价值链的行为，中国必须发展和完善产业链，建立自己的绝对优势。

（作者是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博士生，上海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研究基地研究员）

冠状病毒疫情对传统价值链的破坏，以及由此引发的美、日等国谋求价值链的多元化和安全化，为印度在后疫情时代从“链边”向“链心”移近，建设以印度为中心的区域和全球价值链提供战略机遇。

《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数据显示，尽管印度在四个指标（开办企业、处理建筑许可证、跨境贸易和解决破产）方面已显示出改善，但在其他六个指标上（获得电力、信贷、财产登记、保护少数投资者、缴税和执行合同）等方面没有改善。

在内部优良条件优势方面，中国国内市场和劳动力经过多年的发展，开始出现“高不成、低不就”的尴尬境地——市场趋于饱和、劳动力和用租成本不断上升。发达经济体对制造业等价格敏感性行业的商业利益驱使，迫使在华企业转移至东南亚、南亚等地区。印度庞大的消费市场、大量适龄劳动人口、英语的语言优势、相似的社会体制，必然会让印度成为中国“世界工厂”最有力的挑战者。

因此，印度可能会利用BIMSTEC平台，应对中国在该地区的发展。在全球层面，坚持美国等国积极推动建立“经济繁荣圈”的“可信赖联盟”，建立排斥中国在内的全球价值链，承接发达经济体的先进产业链转移业务，促成国内产业的换代。

在地缘政治优势方面，由于印度处于“印太战略”的核心位置，因此美、日、亚细安推行“印太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印度的意愿和能力，印度成为各国积极争取的力量。后疫情时代，美国、日本等国，以对华产业链过度依赖，形成对国家危险为借口，推动其价值链向区域价值链和国家价值链的组合方向发展。

从历史上看，印度移民一直是印度政府的两难选择和遗忘性资源。这些移民与印度保持着深厚的文化、家族和商业联系，但他们却不愿为印度所动员，因为过去美国等西方国家和印度的利益很少一致。随着美（西方）印战略关系的抵近，海外侨民将成为印度建立区域/全球价值链，承接海外产业转移的重要推动力量。

在政治性因素掺杂方面，继印度政府要求所有来自中国投资者的外国直接投资，必须经过政府审批之后，印度政府又采取相关措施，来限制中国证券投资者进入印度市场，试图确保那些因外国直接投资政策受阻的中国投资者，不会利用证券投资来获得印度的准入。近年来，印度仅排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目的地第31位。

外国增加值（FVA）表现出对一个国家出口的全球参与程度，并且构成用于国内工业出口的进口中间产品。在制造业中，印度的外国增加值（FVA）低至18%（越南为29%，泰国为32%，马来西亚为33%），越南、泰国和马来西亚等经济体的竞争，使印度处于自相矛盾的局面。一方面，它无法在价值链中向上发展；另一方面，印度在其优势地区正在亏损，使印度的贸易脆弱。

战略耦合度不高。战略耦合的目标是将次国家级区域，作为经济发展的领域和空间，嵌入特定或更广的区域机构中。战略耦合存在三种基本模式：国家冠军企业为基础的本土耦合、全球跨国公司活动本地化的功能耦合、基于位于外部开放且高效的基础设施等的结构耦合。

在全球价值链网络中，由于印度多以内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为主，导致印度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的边缘，受益于价值链的辐射效应较少，没有实现对价值链的主导控制。

据芝加哥大学保罗·斯塔尼兰德所述，尽管印度有机会在此轮全球供应链调整中占据一席之地，但在改善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方面要下大功夫。此外，印度还面临着来自具有类似引资优势的东南亚国家竞争。

印度在这三种模式中的耦合度不高，主要体现过度关注国内市场，和领头公司所发挥的作用有限，导致印度无法融入全球价值链。尽管印度有数项横向和纵向政策，但针对全球价值链的特定政策实例较少，限制了领先企业的成长。同时，匮乏的基础设施、高昂的关税、繁杂的审批程序等，限制了外资的流入和营商环境。

印度面对国际竞争能力偏弱难题。全球价值链（GVC）参与指数同时考虑了商品和服务，显示了一个国家对全球价值链的整合，是前向和后向联系之和除以总出口。根据经合组织TiVA数据，印度的全球价值链参与指数为43.1（越南为52.3，马来西亚为60.4）。

地缘政治优势、海外侨民和内部优良条件等因素，赋予印度建立全球价值链的巨大禀赋。

但是，政治性因素掺杂、国际竞争能力偏弱、战略耦合度不高等因素，也造成印度参与并建立全球价值链的困难。

印度对华矛盾的心态，导致印度主推的全球价值链必然也是矛盾的，带有政治色彩的。“在驯服巨龙的同时，印度也正在伤害其幼象”，用这句话形容印度对华排斥心态所造成的影响，丝毫不为过。

海外侨民优势方面，印度移民数量庞大（印度海外侨民为1750万，居世界之首）、教育程度高、会说流利的英语，这三种强大的优势集于一身，使其他侨民难以匹敌。许多印度移民在科学、技术、工程、数学和管理等领域不断深耕。《2019年全球表现最佳CEO》榜单上排名前10位总裁中，印度裔占据了三个席位。

在流入印度的所有外国直接投资中，中国的投资仅占0.52％，中国对印度的投资存在巨大空间。资本限制创新，严格审查中国在印度的投资，可能会减缓这个世界第二人口大国的创新速度。在亚洲，排除中国参与的全球价值链，其效力和信度大大下降，也可能加速中印两国在价值链领域的竞争。

后疫情时代的“印度版”区域/全球价值链可能会奉行“自主—联合”的模式运行。在（南亚）区域层面，坚持以“孟加拉湾多部门技术和经济合作倡议”（BIMSTEC）为平台基础。由于地缘政治、贸易逆差和可能的市场入侵等原因，印度一直对中国“一带一路”项目保持警惕。

印度建立全球价值链，势必对中印关系形成一定程度冲击甚至破坏。

美国政府对大国竞争的关注以及对“印太战略”的追求，都赋予了印度新的重要性。大国竞争使全球产业链不再顺应全球化自然发展的逻辑运行，更加关注经济发展的安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