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至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东南亚国家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认定，是它们经济不开放不自由和国家干预导致问题出现。但10年后欧美金融危机时，西方国家政府则认为是全球经济体系出问题，所以须要政府介入。这证明任何地区和国家在全球化浪潮中，仍然须要国家层面的保护机制，来减缓和钝化全球化这把“双刃剑”中锋利的那一面。

笔者认为，面对质疑和迷茫，我们应该客观平衡地看待全球治理和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认识到全球治理在对应危机中能力不足的一面，但要看全球治理的积极作用和巨大潜力。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全球治理并非一个毫无用处的空摆设，合理的期待和准确定位的全球治理，将能够为国际合作指明方向，避免国家层面因过度保护，而损害经济福利和国家间关系的紧张。

要解决全球治理合法性和有用性的问题，首先就是要承认国内因素始终是最主要的现实。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在本国需要和全球经济要求相互碰撞的情况下，前者占上风。国家有自己的政策目标，例如充分就业、经济发展、平等、社会保险、福利等，这些优先政策和资源投入，因为各国情况而异，因此整齐划一的全球化不可能。

全球治理要努力向市民说明它们对跨国共识形成、舆论引导、公共产品开发所提供的指导性作用和道义支持作用不可或缺。信息革命产生了全球听众，这也便利了国际组织更加接地气。此外，全球治理同时也须要人们认为自己是全球公民才行。

然而，如何让全球治理更加能够贴近民众，让它更加接地气，则是获得支持的关键所在。一方面，国际组织和机制须要更多地向民众宣传它们的工作。对于普通人来说，无论是IMF还是BRICS（金砖国家），似乎和他们自身的生活都很遥远；即使是欧盟，很多欧洲人都认为这是一个精英自我牟利的官僚体系。

尽管此次的疫情中，各国政府为人们提供了终极保护，但是世界卫生组织及时发布消息，确定疫情级别等措施，为各国在信息不对称和混乱的情况下指明了方向，避免了各国走向极端、各自为政而一盘散沙的局面。

一方面，我们要纠正过去的主权国家过时论，也要摒弃对全球治理的过度期待。正如我们在全球经济危机中看到的那样，美国政府对陷入困境的美国银行、金融机构大量注资，这显示即使是一直主张自由主义经济的美国，也采取了国家直接干预的办法来挽救经济。

后疫情时代，全球治理不会消亡，而会在探索如何与主权国家力量相互协调和兼容的情况下，发挥更大作用中演进。

全球治理很好听，但人们面对危机的终极保护提供者，仍然是主权国家政府，这个现实意味着任何脱离了国家层面的政治经济社会，全球治理的讨论都没有任何意义。

（作者是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

全球公民的身份认同，不是说市民建立起一种超国家的世界主义单一的新认同，而是说人们可以建构各种相互不排斥的“复合型认同”。他们可以同时保持自己国家的政治认同，也可以在不同领域内，与跨国民众构建新的全球认同。而这种认同的复合化，就会减弱所谓的“认同政治”所产生的本国主义，排外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