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矛盾的根源，可以追溯到1990年至1992年的股票和房地产价格暴跌，以及由此所造成的巨大社会和经济压力；不久后，中国的崛起又带来了新的竞争压力。自那以后，历届日本政府在大企业的怂恿下，放弃了高工资和高工作保障的传统，转而采用廉价劳动力策略。当然，他们嘴上不会这么说，但事实就是如此。
版权所有：Project Syndicate,2020.
结果，自1980年代以来，女性取得教育成果的效益，并没有完全体现出来。可以肯定的是，1990年代和2000年代毕业的新一代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正在走向成熟，其中一些人不久将担任更重要的职务。但大多数日本女性的劳动力市场条件，仍然受到高度限制。
尽管这种廉价劳动力策略，有助于支撑企业利润，但它也成为近几十年来，日本经济增长缓慢的最大因素。家庭消费长期疲软，因为无论劳动力市场状况变得多么紧张，都未能带动工资上涨。而且，由于雇主对兼职、短期员工的人力资本投资没有多少意愿，企业在培训和发展方面的支出减少，相对贫困率却上升。这使得日本在这方面更接近美国，而不是像丹麦这样的平等主义国家。
在日本1990年代金融危机后，廉价劳动力作为避免大规模失业的紧急措施，或许是合适的，但对于一个处于技术前沿、受过高等教育的老龄化国家来说，将其作为长期战略是说不通的。此外，对女性而言，这种策略本身就具有虚伪性。
为换取人才对企业的忠诚，日本的高中和大学毕业生，均可终身享受由雇主所提供的发展和培训。但当然，这种机制仅适用于半数人口：男性。
日本新任首相菅义伟提出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政治构想，包括政府服务数码化和振兴日本地方银行的各种计划。但他仍然未能找到一个能引起日本公众共鸣的核心主题。我有个想法：他应当宣布，到2030年，日本将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其唯一的自然资源，即它的人民。
40年后，日本仍拥有优秀的教育系统，在性别不平等方面也有根本的改善。1980年代，多数日本妇女只能够接受两年的大专教育。相比男性的35%至40%，女性入读四年制大学仅不到15%。这样的“教育差异”，解释了日本为什么迄今为止鲜有女性领袖。
然而，在过去的30年至40年里，日本女孩高中毕业进入四年制大学的比例已上升到50%，而男孩则为55%。如今，未来女性领导人的队伍要大得多。但尽管日本的“人力资本”（教育和人才）大规模扩张，但无论男女，其有效部署情况却依然滞后，甚至在某些领域发生了逆转。现在，日本工人的学历与就业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匹配。
菅义伟上个月上任时，承诺“组建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内阁”，要想兑现自己的诺言，他须要把日本人民置于国家经济战略的核心。日本迫切需要发展和部署其人口所蕴含的人力资本，重新以高薪、高生产力社会，取代实行了30年之久的廉价劳动力政策。日本应当将自身打造为亚洲的瑞士，而不是美国。
作者Bill Emmott是《经济学人》前主编，其最新著作是《日本的未来由女性决定》（Japan's Far More Female Future）。
在2014年1月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菅义伟的前任、在任最久的首相安倍晋三曾大胆地宣布，要将日本打造成“女性发光的地方”。2015年后，安倍政府常常吹嘘日本的女性劳动力参与率已经超越美国，而这反映了日本政府增加公共开支，修建育儿设施的政策。但由于廉价劳动力策略依然原封不动，女性工作的质量并没有与其数量保持同步。
尽管这个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企业长期厌恶女性的僵化态度，但主要的罪魁祸首是廉价劳动力策略。太多的男性和女性遭受工作不稳定和低薪之苦，这几乎肯定是导致日本低结婚率和低生育率的原因；而这反过来又使得人口总数持续下降，限制了经济增长。
早在1980年代，当其他国家以钦佩的眼光看待日本，希望汲取有关如何管理经济的经验时，人们就认为，日本经济实力的关键，在于它能充分地发挥人民的才能。毕竟，在当时，日本已成为一个高薪、高生产力的高保障社会，拥有全世界名列前茅的教育系统。
1990年代，80%的日本工人都是签订了长期的、高保障的合同。但到2019年，由于过去30年放宽了劳动法规，近40%的人签的是没有保障的短期合同。此外，随着工作年龄人口的减少，数百万妇女和退休人员被招募来维持就业水平。在这些群体中，超过半数的妇女和几乎所有的退休人员，都是签短期合同，其中许多人仅能赚取最低工资（这在经合组织国家中是最低的水平之一）。
英文原题：How to Make Japan Great Aga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