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不单居住空间保持宽敞舒适，也能优先保留绿地、古迹、有地住宅、特色建筑、兴建新快速公路和地铁线，让城市景观维持优美宜居。
真相是，刘太格本人没说过要以千万人口为目标。
我很认同这个观点，尤其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时代，公共论述生态已经彻底改变，对主流媒体来说，许多敏感课题，“要不要谈”或许早已不是选项，“要怎么谈”才是重点。
选战正酣时，我邀请刘老一次过讲清楚说明白。他考虑后决定在投票日之后才发言，希望超越选战，回归专业，冷静说明理据。
媒体将客观报道各方观点，扮演催生社会共识的“接生婆”，但关键还是社会各界愿意彼此聆听和沟通，专家少用专业术语，以普罗大众能理解的语言进行实质对话，才能打造充满活力的公共课题空间。
他对此继续解说，所谓人口密度增加30%，不代表会住得更拥挤，而是在确保“人均空间不变”的前提下，往上建高楼，并平均分布到全岛。
谈完后，刘老还发了一个手机短信过来，写道“我是为了关心新加坡而发言”。
曾任建屋发展局局长和市区重建局局长的他申明，自从1992年离开公职到私企发展，就与政治人物完全没有交往，也不曾有过“任何认真的专业交流”。他语气平和地指出，这是新加坡特色，估计当局是要避免利益冲突，也减少新人在施展拳脚时的包袱。
因为问题太复杂，就须要更多思考和讨论。当下许多课题的性质都是跨学科、跨文化、跨党派和跨意识形态的。真要有效地促进讨论，需要“全社会”的应对。我们须要更有活力的公民社会，包括学府、各行业、民间组织、社会大众和媒体，一同参与。
新加坡管理大学主席何光平两年前曾说，我国有很多须被正视的问题没被讨论，其中包括以1000万人口为我国进行城市规划是否可行。他认为公民社会、学者、建筑师、公众应就此展开多面探讨。但我国资料分享机制不足，许多数据无法取得，难以进行有意义的讨论。
因为，当公共课题在网上谈开后，读者会希望从主流媒体获得客观的信息，也期待专业的新闻工作者能理性地梳理课题本质。
当然也不能回避，外来移民增加对本地人带来的情绪反应。多少百分比的人口增幅、经济增长才最合理？如何说服本地人相信自己会获得优先照顾，如何说明外来移民适度增加对宏观社会和经济的好处，同时也让本地人具体感受到“舒服”和满意？
对此刘太格认为，人口增长“难以控制”，规划须回归现实。他举两例说明，一是中国采取户籍地登记在农村的制度，却无法阻止人们蜂拥到城市讨生活；上世纪70年代前曾有名人说过，若以新西兰的人口密度来计算，我国理想人口是85万人！
我衷心感谢刘老的一番详细解说，相信读者应能理解千万人口并非目标，而是规划指标或“最坏情况”，但更期待包括千万人口论的各种公共课题，不再只停留在选边站的表态，而能迎来更多思考和对话，进一步凝聚社会共识。
自从政府2013年在人口白皮书提出690万的2030年总人口规划指标后，82岁的城市规划大师刘太格多次主张，规划应放眼百年，为下一代做全盘和深远的规划。
当公共课题浮现，期待利益相关者和学者尽快提出专业观点，当局针对性回应，媒体反映民间呼声。期待更多放下身段进入公共领域的公共学者，深入聆听并提出好问题，促进公众思考，减少盲点并互相启发。
有待探讨的空间有很多，包括在经济发展和良好治理的前提下，除了做“最坏打算”，怎样才算理想的人口容量？有多少可开发的空间？人口增减的具体利弊是什么？
最后补充一段背景供大家参考，7月17日专访在《联合早报》和《联合晚报》刊登的那个下午，刘太格来电进一步厘清“人口密度增加30%”的概念。
但我们不应低估读者的智慧，媒体要维持公信力，不能只停留在介绍政策和反映舆论风向。因此我们致力报道事实、了解相关论点理据，并探讨不同面向。
（作者是华文媒体集团新闻中心高级记者）
专访当天，他清楚指出，千万人口论七年来已在多个场合提起，虽然偶有人引述点评，却不曾有官方代表或学者来讨论。因此七年来始终停留在“有此一说”，从未获得各方深入探讨。
按他的计算，如果提早规划，就能把增加30%的人口密度，平均分散到24个卫星镇的高楼住宅。
当然，千万人口论会牵动国人担心引进大量外来移民、造成地铁太拥挤的敏感神经，摊开来谈容易“打开一罐蠕虫”，吹皱一池春水。
城市规划要回归生活，不只是政府的事，也与人人切身相关。对经济发展模式、人口政策利弊、城市景观的向往，社会大众也该有自己的想法，理当凝聚社会共识。
他受访时已说明，只要经济增长、政府廉能有效，按照过去60年7万人的年均人口增速，新加坡在60年后就有千万人口；就算增速减半，也会在120年后达到千万人。
在厘清了千万人口论是长远规划的准备而非目标后，我期待社会各界除了“要与不要”和选边站之外，还能进一步集思广益，因为这终究不只是城市规划课题，也是探讨我们要追求什么样的生活空间的良机。
他以千万人口做规划的说法，在最近的大选中再次引起朝野攻防。政府再三澄清没打算把人口增至千万，反对党则将政府的澄清，宣传成是自己的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