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就新加坡经济模式的未来提出的最后一点看法是，要确保我们的经济模式可持续，就必须投入更多精力来加强新加坡中小企业、初创企业和零工经济工人。2019年7月，官方统计显示，新加坡有27万3100家中小企业（年销售营业额不超过1亿元和不超过200名雇员）。中小企业占我们公司总数的99%，雇用了72%的劳动力。它们共同创造了我们国内生产总值的47%。
我们无法预测未来。但我们必须保持乐观，并积极地寻求解决方案，并打造前进的道路。命运注定不会黯淡无光。
我们还有另一个不确定性来源。中美竞争恶化的速度远超任何人的预期。这对本区域国家，友邦和盟友意味着什么？我们可以在巨人之间为自己创造空间吗？在我继续讨论前路和新加坡的立场之前，我们应该先审视一下我们与大国的利益。
其次，我们独立后，行动党政府就立即设法重塑过去与新加坡相关的对抗性工业罢工及激进工会运动的形象，这对吸引外国投资构成了重大障碍。他们创建了全国职工总会，引进劳资政三方机制，以谈判“有序地”提高工资。
在后冠病疫情时代，全球经济体将陷入困境。现在是重新思考的好时机。我们要如何帮助中小企业自我调整，以便在本地和区域市场取得成功？
1981年，吴庆瑞博士所构思的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IC）成立了。当时，一个国家应为其长期未来管理其金融储备的想法是不合常规的。全世界没有人听说过主权财富基金。吴博士聪明有才华，他对经济和金融的了解，为新加坡的经济前途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他继续说：“中小型国家有许多机会合作，深化经济合作关系、推进区域一体化，并建立多边机构。这样一来，小国就可以联合起来，扩大其影响力，在关乎自身的课题上采取共同的立场，包括贸易、安全或科技等方面。”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南中国海是新“大国游戏”的场地，战略竞争将在此展开。亚细安国家之间对于如何应对没有共识，也没有亚细安外交政策或共同立场。或许可以说，亚细安国家和所有亚洲国家都承认中国有权发展成大国，但希望看到中国遵守国际规则，小国希望看到中国发展成宽容大度的大国。
首先，新加坡在全球化中如鱼得水。我们早在全球城市流行起来之前，就自许为全球城市，这是我们的第一任外交部长拉惹勒南所起的作用。我们了解全球供应链。新加坡吸引跨国公司前来帮助我们提升技能和能力，以及建立与资本及市场的关系网络。
所有高度全球化社会，都有外来与本地人口的冲突，这是一项必须在政治上加以处理的问题。冠病疫情的影响可能会在未来几年放慢人口的移动速度，城市和国家在重新设计时，会考虑到“良好”或“明智”的人口密度。大量引进外籍人口在政治上是不可持续的，所以它有一个限度。事实上，政府一直在节制移民，在保持门户开放的同时也变得更有选择性。冠病大流行引起的衰退，也会带来自然的移民消减。
如果美国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摆上桌，各国将会加入，或者因为无法满足条件而不加入。美国已经将“自由与开放印太”（FOIP）摆上桌，但亚细安态度谨慎。中国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一带一路”倡议摆上桌，区域几乎所有国家（除了几个如澳大利亚和日本）都加入了。
张优远的著作《原来不平等长这个样子》（This is What Inequality Looks Like）2018年出版时是畅销书。事实上，颇有意思的是看到政府部长们如何直面贫困问题，而且这个课题2019年在国会广泛讨论，也在官方讲话中提及。去年11月，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一名学者，在社会及家庭发展部支持的一项研究中，首次对新加坡无家可归者做了统计，估计人数介于921人至1050人之间。
这一发展模式创造了令人羡慕的新加坡经济成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2019年人类发展指数中，将新加坡列在第九位。批评人士指出，这个发展模式中的缺陷突出了不平等问题，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后果。不平等问题和生活费是2011年大选的课题。从那时起，批判性社会科学家就不平等问题发表了很多言论。
但是，问题依然存在，还有很多人和家庭不知道这些计划，不知道如何获取这些帮助。政府、社工和公民社会组织正在尝试接触和帮助他们。
如果不提及其他两个挑战，就不可能完整地讨论新加坡政治和经济模式的运作状况。首先是外籍工人在新加坡的地位和作用，其次是新加坡培育和加强中小企业的能力。
随着局势的发展，没有国家预期中国或美国会与本区域国家在任何论坛上达成大手笔交易。新加坡不会像结婚那样作出最后的选择，也不要这么做。我们应该尽可能地不作出选择。每个国家都将行使自己的选择权，与美国或中国同行，具体将取决于两国所提出的倡议。
不平等是一个必须不断处理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新加坡更像欧洲，后者愿意承担为低收入群体提供援助的社会责任。行动党不接受福利国家制度，但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世界经济的混乱与崩溃，政府领导人务实而明智地接受了在全球金融危机后，须立即推出安全网的必要性，而不是跟随西方削减福利。在冠病疫情期间的应对措施，表明对社会需要的理解。随着国家越来越富裕，最底层20%群体的基本需要也发生了变化，他们将需要更多援助，以确保他们的情况不会变得更加严峻。现在，我们要担心的是成了夹心层的中产阶级。这个工作永不停歇。球门一直在改变位置，所以消除贫穷也是一项永远处在进行中的工作。
美国是新加坡的主要经济和防卫伙伴。美国被要求离开苏比克湾和克拉克空军基地后，在新加坡建立了据点。根据1990年的一份协议，我们让美国使用我们的军事设施，让美国在三巴旺设立西太平洋后勤指挥部。这份协议在2019年9月续签至2035年。2005年，我们签署了《战略框架协议》。
（本文是巡回大使陈庆珠教授7月15日在“新加坡政策研究所—纳丹系列讲座”的演讲后半部）
新加坡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华投资总额的85%，而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投资有近三分之一流经新加坡。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建立新的“南向通道”，将中国西部的重庆与广西省的北部湾连接起来。新加坡正在将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连接起来。
评论人士经常指出，与其他具有较低基尼系数的发达经济体相比，新加坡的不平等程度更高。没错，但新加坡的数据显示，与收入增长停滞或减少的欧美工业化民主国家相比，新加坡的初步变化朝正确方向迈进。
多份预算案推出了富有创意和设想周到的计划，以帮助新加坡雇主在经济危机时期保住雇员，提升他们的技能，以便为工业4.0做好准备，以及重新培训他们。政府提供资金转移填补低薪工人的工资，针对年长者、残障人士、低收入家庭提供补贴，尤其是医疗费补贴。你所知道的有就业入息补助（Workfare Income Supplement）、乐龄补贴计划（Silver Support Scheme）、建国一代和立国一代配套、乐龄安居花红（Silver Housing Bonus）和永久性的消费税补助券（Permanent GST Vouchers）。
庆幸的是，新加坡不像其他国家，对于提供补贴给有需要人士，没有出现引起分裂的辩论，也没有意识形态保守的政党反对援助穷人。相反，辩论焦点在于为什么不多给一些，反对党要求更多的补贴和给予更多群体补贴。
那么，处于这个动荡时代，新加坡会有怎样的表现？我很乐观，我相信我们会为未来做好充分的准备。我们敏锐地意识到国际形势的多变，我们正在与许多志同道合的国家合作。不过，这将越来越困难。如果出现冷战2.0或1.5，它看起来将有所不同，结盟阵营也将有所不同。这将不会是旧冷战。各国将希望与这两个大国建立关系。
李总理在香格里拉对话的演讲中谈到了选择的困境，这个问题困扰着每个亚细安成员国的领导人。他说：“诸如新加坡这样的小国能力有限，无法影响大国的决策，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完全任人支配。”
毫无疑问，我们与两个大国都存在大量利益和关系，这是我们从来没有过的处境。我们没有感受到两个大国的压力和拉锯。中美“战略接触”时期对本区域和新加坡来说，是最好的时期。
一个问题是，中小企业面对生存问题。他们大多数在人力、现金流、市场规模和创新方面面对问题。政府已做了许多努力，通过各种计划和方案来帮助中小企业。2020年预算案为中小企业提供了许多援助配套，但它们必须能够解读预算案。其中一个问题是，要能以中小企业熟悉的语言跟他们沟通，以善用所提供的帮助及灵活的条件。执行很重要；据说在公务员领域有这么一句话：执行就是政策。如果你有一个良好的政策，但是没有执行或执行不善，等于没有政策。因此，官僚机构必须确保他们及时提供有用的帮助。
淡马锡和政府投资公司的投资，通过净投资回报贡献（NIRC）纳入常年财政预算案，让新加坡受益。NIRC框架允许政府从国家储备中，支出长期预期收益的最多50%。正如第二财政部长黄循财在国会所说的，这些投资如今是“政府财库的最大贡献者”。这些收入可用于社会支出。换句话说，2014年涵盖老龄化医疗保健的90亿元建国一代配套，以及立国一代配套，都是由淡马锡和GIC的投资回报来支付的。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行动党政府朝四个与众不同的方向发展，逐渐形成了新加坡经济模式的特色。
新型区域和全球环境
其三，新加坡将政府定位为积极企业家角色，在关键领域设立企业和政联公司，将它们作为营利性商业公司来经营。这是“新加坡公司”（Singapore Inc）的滥觞，促成政府在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好一段时间以来，战略思想家一直在敦促亚细安国家从长远来看，应表态选择与哪个国家结盟。特朗普政府不是第一个提出这个鲜明抉择的人。布什总统的美国反恐战争已经这么做。特朗普如今是把这个问题摆在了他的友邦和盟友的面前，即“你是支持我们还是反对我们？”目前的迹象是，欧洲或亚洲没有哪个国家愿意只跟美国或中国建立关系。没有国家愿意二选一。所有国家都希望能够与两个国家发展关系。
今年2月，新加坡统计局发布的《2019年住户收入主要趋势》报告，包含了非常有趣的数据。报告显示，基于家庭人均工作收入的基尼系数在2019年为0.452，而2018年为0.458，是2001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经政府转移支付和税收调整后，2019年的基尼系数从0.452下降至0.398。这说明不平等现象有所减少，而非加剧。
在接下来的一二十年里，如果美国没有抽身离去，我们将继续视美国为亚洲的首选战略和防卫伙伴或朋友。中国将成为重要、受欢迎的经济伙伴，以及日渐重要的科技伙伴。时间一长，如果本区域的口味发生了明显变化，这是可以捉摸得到的。但这不仅仅是一个国家可以从中美两边选择多少个美国或中国计划的问题；而是在于，战略选择是否比经济选择更重要，且更具说服力。不过，我们可以争辩说，经济和市场也是硬实力，且同样重要。
新加坡一直是中国和平与建设性地参与本区域的坚定支持者。我们在苏州、天津和重庆有许多进行中的政府间合作项目。2019年，中国是我们最大的贸易伙伴，商品进出口额为1373亿元，2018年的服务贸易额为350亿元。2017年，中国在新加坡的投资额为363亿元。“一带一路”倡议是与中国的基础设施及金融互联互通进行合作的重大机会，也是第三方合作的机会所在。
有趣的是，尽管有53.6%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会选择美国，而有46.4%的受访者选择中国，但只有三个国家——越南、菲律宾和新加坡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会选择美国。其他七个亚细安国家的受访者选择了中国。亚细安作为一个整体并不想作出选择，而是寻求第三方来扩大其战略空间。
选不选边站
为了让我们的中小企业茁壮发展，它们必须走出新加坡市场。在新加坡市场，淡马锡关联企业和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关联企业应该记住政府在2004年说过的话。时任财政部政务部长陈惠华向一群商业人士指出，为了让私人界推动经济发展，政府有一项“黄页”规则。如果是黄页中存在的领域，就不要在那个领域建立业务。政府应进入那些私人界尚未做好准备的战略领域。这是一个值得重申的好规则。
好消息是，最低收入者的工资上涨速度快于最高收入者。过去10年，第20个百分位的家庭人均收入实际增长有所增加。
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的一份2020年亚细安舆论制造者调查报告，显示了亚细安民众对两个大国的态度。其中关于他们视哪个国家为东南亚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和政治战略大国的问题，中国轻易超越了美国。不过，这些国家也担心这种影响力。
行动党政府实现平等的方法，正如2018年时任副总理尚达曼所作出的解释，是把重点放在社会流动性上，那是“我们全心全意的目标”。他继续说：“在考虑相对性（不平等本来就是相对的）之前，我们必须先考虑如何确保所有人都能不断向上，包括中产阶级。”现在，人们开始关注通过集中为所有人提供优质学前教育，以及为低收入家庭提供廉价和优质托儿服务，来加强公平竞争。
新加坡自建国以来，得以在相对温和开放的国际环境中蓬勃发展。我们现在必须为一个较多敌意、较不宽厚，本土主义、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正在抬头的世界做好准备。那样的趋势本已存在，冠病大流行使之恶化。新加坡是许多活动的全球枢纽，这已成为我们快速发展的基础。高度全球化可能会放慢速度，有人预测会出现去全球化，或“慢全球化”（slowbalisation）。大多数大国将倾向于专注内部市场。
（言论组译）
新美双边商品贸易额为1050亿美元，服务贸易总额为753亿新元。2018年，美国在新加坡的外国直接投资累计存量为2963亿新元。新加坡有4200家美国公司，为新加坡人创造了良好的就业机会。
其四，到1974年，一家名为淡马锡控股私人有限公司的控股公司成立了，以持有和管理先前由新加坡政府直接持有的资产，目的是让淡马锡可以以商业方式拥有和管理这些投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