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层意义上，《香港国安法》出现之后，两岸三地之间的关系或许将变得更加泾渭分明。过去70余年独立探索的三个地方，各自的色彩并变得更加清楚。

《香港国安法》在6月30日晚全文公布后随即生效。在7月1日这个特殊日子来临前实施，使得国安法具备了某种时代的意义。“二次回归”，是部分舆论的解读，为其赋予了特殊的价值。

一种治理模式的转变，很大程度上是对过去历史的一个总结。回归23年来，香港出现过不少的政治抗争运动，简单归纳，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传统泛民主派所采取的抗争路线。

这种方式的出现是对上一种抗议方式的告别。它的思想与行为根源，是以同大陆进行切割为基础。正是在这样的根源之上，产生并强化了香港身份的主体认同。这种身份认同较之过去，具备更深厚的本地政治土壤。

正如我们在蔡英文去年的选举，以及今年的就职典礼上所看到的一样，过去民进党的深绿色彩，融入了更多“中华民国”旗帜色彩。正如蔡英文所主张的“中华民国台湾”一样，两者间的融合意味着台湾人身份构建上的完成，并成功地“吞噬”了“中华民国”所代表的颜色。

模糊的罪名定义，为国安法在香港的实施与震慑起到重要的作用，但也意味着在人的内心造成巨大的影响。任何人都无法准确理解自己的位置，最终导致两种极端人群的出现，要么更保守地退让到安全的角落，要么抱着终须一死，不如一搏的想法而对抗到底。香港的社会，可能由此将更为撕裂。

对于外界而言，这部法律带来的作用显然不止于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的确将改变香港一国两制的实施方式。根据《香港国安法》，新组建的国安公署成为第四个在港公开成立并运作的大陆官方机构。虽然在此之前，大陆已经有三个机构驻港，但国安公署是唯一在香港具备执法权的机构。这是一种根本性的变化。

过去香港与台湾这两股力量，是作为中国大陆可能改变的方向案例，未来却有可能将因此而成为约束大陆扩张的重要力量。“一国两制”在部分外国政客与媒体眼中的消逝，将成为这种巨变的注解。

但这种现在看来显然是不切实际的路线，在2014年的占中运动、2016年的旺角骚乱，以至去年的修例风波之后，终于归入历史。以年轻人主导的街头政治对抗运动，成了新的对抗方式。

这是否将是香港的“二次回归”，能否真正实现香港人心的回归？现在断言恐怕还为时过早，毕竟人心的回归任重而道远。但这部法律所带来的震慑作用，却是显而易见的。

这种路线的目的很简单，它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并与中国大陆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紧密相连。这种抗争方式试图通过在香港实现民主化，推动大陆的政治变化，最终在50年承诺期限到达之前，深圳河的两边因为价值观上的一致或相近，最终实现共存、共融。

至于香港本地，恐怕也将因为香港版国安法存在的模糊性，而产生更多的问题，比如社会的撕裂与极端化。这种极端化势必更进一步强化去年以来不断强调的香港人主体意识。

（作者是中国北京自由撰稿人）

现在，虽然这些运动以《香港国安法》的生效而消退。只是强大的政治压力，或许可以很快清除掉香港街头所有有形的障碍，却恐怕很难完全根除植根于精神世界的思想观念与意识。

现在，这场巨变不仅将进一步改变“一国两制”的实施方式，也瞬间平息了香港自去年以来，因为修订《逃犯条例》引发的规模巨大的示威活动。短期之内，相信很难再见到类似去年那样大规模的示威行为。

早在《香港国安法》正式生效前，香港不少原来的传统民运人士或直接从事“港独”运动的人士，或与港独人士、组织以及暴力主张等切割离席，或是宣布相关组织解散，远离香港。这里面既包括传统泛民主派人士的陈方安生、李柱铭，也包括新生代的黄之锋、罗冠聪、周庭等人。《香港国安法》的震慑作用可见一斑。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香港国安法》具体如何实施，如何以具体的案例，来向香港本土人士说明其所影响的层面、范围及方式，重要性不低于国安法本身的出现。《香港国安法》使得香港与北京的距离不再遥远。但北京对香港的这份掌控力，究竟在新的时代背景之下意味着什么，值得一再细细思索。

相反，随着部分香港人的外逃，这部分人在国际上的存在，使得这样的抗议行动具备了更为抽象的精神象征意义。对香港人主体身份的构建与形成、巩固乃至延续，恐怕将产生不小的影响。这是北京须要正视和注意的地方。

有舆论认为，“一国两制”从此变为“一港两治”，这样的说法并不算错。回归23年后的香港，终究还是迎来巨变。北京的治理体系最终进入了香港。如果时间向前回溯，骆惠宁、夏宝龙出任相关涉港职务之时，就已经开启。

41天急速通过的法律，对香港所带来的巨变，对北京而言是一次战役或战术上的胜利。但在巨变之后的余波及其影响，却恐怕比之更为深远。

只是在这场巨变之后的余波将如何影响香港，甚至两岸三地的政治走向，才是这场巨变之下最为敏感，又可能是当下最不容易察觉的地方。

寻找香港人身份的意义，某种程度上与台湾自上世纪80年代之后，不断构建基于自身发展出来的身份一样。尽管这一过程漫长，台湾人的主体身份及至2020年才终于宣告完成。在这过程中，外在的压力无不是促使其思考、不断重新定位并逐步完成主要要素的构建。

在过去的70余年中，两岸三地以各自不同的发展方式和路径，寻求自身的价值与发展方向。即使香港在1997年回归之后，仍然拥有探索自身命运与方向的机会。现在，一部法律的出现，却根本上改变了香港的治理模式，并且势必极大地限缩自由发展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