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合著者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指出，有针对性的公共支出投资，特别是在绿色转型方面，比起减税能带来更多的好处。这将是及时的、劳动力需求高的、刺激程度强的，有助于解决失业率不断飙升的问题。包括美国在内的国家，采取大规模、持续的复苏计划，有着充分经济学依据。这些计划将稳住，或使它们更接近其所宣称的社会状况。
作者Joseph E.Stiglitz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斯福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世界银行前高级副行长和首席经济学家。他的最新著作是《人民、权力和利润：不满时代的进步资本主义》（People, Power, and Profits: Progressive Capitalism for an Age of Discontent）。
但即使这些要点显而易见，我们仍须要做出艰难的选择。我们不应该救助那些在危机前就已经在走下坡路的公司，比如一些老牌零售商，这样做只会制造“僵尸”，最终限制市场活力和经济增长。我们也不应该救助那些已经负债累累、无法承受任何冲击的公司。
此外，就大流行而言，将产生第三种影响：不平等加剧。由于机器不会被病毒感染，因此它们对雇主来说相对更有吸引力，特别是在使用相对非熟练劳动力的承包行业。而且，由于低收入人群在基本生活用品上的支出比率，比上层人群更高，任何由自动化驱动的不平等加剧，都将是收缩性的。
英文原题：Priorities for the COVID-19 Economy
在这些问题之外，导致悲观情绪还有两个原因。首先，尽管货币政策可以帮助一些企业，应对暂时的流动性限制问题，就像2008年至2009年大衰退期间那样，但它既无法解决偿付能力问题，也无法在利率已经接近于零的情况下刺激经济。
当前的经济前景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看待。宏观经济学告诉我们：支出将会下降，这是由于家庭和企业的资产负债表疲软；破产潮将摧毁组织化、信息化的资本；大流行演变难以捉摸、设计政策不知如何下手，政府只能采取高强度预防措施。
由于冠状病毒疾病很可能长期伴随我们，我们还有时间确保支出能反映我们的优先事项。当大流行到来时，美国社会因种族和经济不平等、健康水平下降以及对化石燃料的毁灭性依赖而四分五裂。现在，政府开支越来越高，公众有权要求接受帮助的公司，为社会和种族公正、改善健康状况以及向更绿色、更知识化的经济转型做出贡献。这些价值观不仅应体现在我们如何分配公共资金上，也应该体现在我们对受助人施加的条件上。
几乎可以肯定，美联储用资产购买计划支持垃圾债券市场的决定是一个错误。实际上，在这个例子中，道德风险确实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例子；政府不应该保护受其愚蠢行为之害的公司。
同时，微观经济学告诉我们，病毒似乎把包含人类密切接触的活动视为征税对象，如果人类要进行这些活动，就要付出健康等代价。于是，病毒将继续推动消费和生产模式的巨大变化，进而带来更广泛的结构性转变。
听起来很吸引人。但现在已经到7月了，V型复苏可能只是个幻想。大流行后的经济很可能会萎靡不振。这一现象不仅是在那些未能控制大流行的国家（即美国），甚至会出现在那些（处理疫情）表现良好的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计，到2021年底，全球经济规模将勉强超过2019年底，而美国和欧洲的经济规模仍将缩小约4%。
世界上各个经济体为应对冠状病毒大流行，而开始实施“封锁”政策的时间并不长，但感觉像过了上百年。在危机初期，大多数人都认为，经济只须要暂停一段时间，重新开放后就会快速反弹。花两个月仔细呵护，再加上大量资金的支持，经济将继续高歌猛进。
我们还知道，根据经济学家所称的收入和替代效应，广泛的结构性改革，往往会造成传统凯恩斯主义问题。即使无（人类）接触部门正在扩张（这反映出其相对吸引力的提高），相关支出的增加，也将被正在收缩部门收入下降所导致的支出减少抵消。
从经济理论和历史中我们均得知，要应对这种转变，单靠市场并不够，尤其是考虑到这种转变是如此突然。要把航空公司的员工，转变成Zoom技术人员并不容易。即使我们能够做到如此，但那些正在扩张的行业所需要的劳动力数量，远低于正在被取代的行业，而所要求的技能水平更高。
自危机开始以来，短期优先事项一直很明确。最明显的是，必须解决卫生紧急情况，例如确保提供足够的个人防护设备和医院容量，因为除非病毒得到控制，否则就不可能实现经济复苏。与此同时，保护最需要帮助的人、提供流动性政策以防止不必要的破产情况、维持工人与企业之间的联系等政策，对于确保企业抓住机会，迅速重启来说，至关重要。
此外，在美国和其它一些国家，对赤字和债务水平上升的“保守”反对，将阻碍必要的财政刺激。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人非常乐意在2017年为亿万富翁和企业减税，在2008年拯救华尔街，并在今年帮助大型企业。但扩大失业保险、医疗保健和对最弱势群体的额外支持，却是另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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