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与进步至少要有两个条件：思想驱动与执行力量。执行力量是指反思与进步都须要人去实现。差异在于，在社会层面，实现进步所需的执行力量更强大，它通常是组织性力量。
不过，这不是说，人类再也不会反思和进步了，而是说，人类新的反思与进步，不可能以冠病疫情为契机或诱因。另须表明，本文只是讨论冠病疫情的可能影响，而不持特定立场。
虽然城濮之战确立了晋国的霸主地位，但晋文公死后，晋、楚进行了长达80年的拉锯争霸。期间，包括晋、楚在内的各国都认识到了战争的危害，进行了两次弭兵大会。但是，由于老大和老二不遵守约定，第一次弭兵大会实际上失败了（《左传·成公十一年》）。
第二次弭兵大会酝酿期间，老大（晋国）和老二（楚国）都答应了弭兵，虽然齐国（老三或老四）想从中作梗，但被国内官员劝止了（《左传·襄公二十七年》）。由于老大、老二都比较遵守协议，第二次弭兵大会化解冲突的效果很好。直到春秋结束，晋、楚两大集团之间几乎无战事（参见拙著《冲突与协调——以春秋战争与会盟为中心》）。第一次弭兵大会的失败和第二次的成功，从反、正两方面说明，只有大国协作才能实现国际协作。
2019冠状病毒疫情已泛滥成全球大疫，堪称世界级、历史级大灾难。尽管灾难远未结束，但我们应该及早思问未来：这场全球大疫能否推动人类反思与进步，改善全球治理？我的明确预判是：不能。
危难未必使国家或人类进步，反而常使之倒退。面对危难，一些统治者常作错误归因，尤其是把原因归结于外部，进行宣传和鼓动（至于他们内心的真实想法则不得而知），以便于他们集权和专制。例如，德国因地缘、资源劣势而走向集权和军国主义，成为引发一战的主要国家。一战后，德国面对战败的危难，也未成为自由开放的法治民主国家，反而走向法西斯主义。诸如此类的例子很多。所以，多难未必兴邦，更未必兴人类。
对世界认知的盲目而无所适从、无能为力，是人类的悲剧，现代以前的历史大体如此。但人类最大的悲剧是对世界大体可知，甚至明知世界在奔赴深渊，却仍无所适从、无能为力。
虽然美国最终因国内孤立主义，导致国会否决了加入国联的动议，但没有美国的支持，国联很可能不会产生。所以，国联的建立是大国协作，尤其是老大与老二协作的结果。而美国、苏联没有加入国联，致使国联执行力非常软弱。这恰恰表明，没有大国或强者的支持，国际社会或一般组织很难解决重大问题。
（作者是中国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人类不是不会反思和进步，但通常要经历惨痛的教训。甚至，基于一战之惨痛而建立的国联，也未能阻遏更加惨痛的二战。二战以来，世界总体承平，已有三代人没有经历过大灾难尤其是大战争了，许多人已经忘记世界分裂、战争等的惨烈。从民间到官方，好战好斗思想都在滋长。因此，要使人类再一次反思和进步，除非有卓越的大国领导人、精英群体和理性民众，否则非得付出巨大代价不可。
再看远些。中国春秋时期，战争频繁。《左传》记载了745次战争，平均每年2.9次。尽管公元前719年，鲁国大夫众仲就指出：“夫兵，犹火也，弗戢，将自焚也”（《左传·鲁隐公四年》），但是，由于没有大国支持，战争一直不断。直到公元前656年，齐、楚两个最强大的国家才达成召陵之盟，实现了一段时间的和平（《左传·僖公四年》）。齐桓公死后，楚国缺乏对手，又开始进犯中国（中原诸侯国），于是进入晋楚争霸时期。
本讨论的基本思路是：如果一个事件不具备任一必要条件，则该事件不可能发生。换言之，如果要论证一个事件一定发生，须要证明它的充分条件；如果要论证一个事件不可能发生，则只须否定它的任一必要条件。对于冠病疫情，由于当前国际格局不具备人类反思与进步所需的必要条件——执行力量，所以它不可能令人类反思与进步。
第二，中美关系的基本走向，使两国对冠病疫情的责任都相互甩锅。双方都在推卸责任，强调自己的优点，淡化自己不足；强调对方的不足，淡化对方的优点。特朗普公然将冠病病毒称为“中国病毒”。中国则认为美国的说法不负责任，并指出中方及时向美方通报了疫情，而美国疫情暴发，是因为美方没有珍惜和充分利用中国防疫控疫为美国所争取到的时间。
冠病大疫要满足第一个条件并不难，因为人类可利用的思想资源是足够的。全球治理首先是风险联控，其次是福利共享。关于两者，古今中外都有许多积极思想。中国古代的“天下一家”“天下大同”观念，便可作为思想资源。例如，亳之盟要求诸侯国“毋保奸，毋留慝，救灾患，恤祸乱”（意为不要庇护罪人，不要收留坏人，救济灾荒，安定祸患），这是风险联控；“毋蕰年，毋壅利”（意为不要囤积粮食，不要垄断利益），这是福利共享（《左传·襄公十一年》）。《左传》便记载了诸侯国之间诸多相互救助的国际行为。
第一，一方面，美国已将中国视为其霸权的挑战者；另一方面，中国在追求崛起。尽管中国一直宣称和平崛起，但美国并不相信，因而日益加大对中国的遏制力度，如贸易战、利用台湾问题等引发摩擦。推动国际协作，第一强国的作用最重要。如果老二不同意，协议便无法达成；如果老大不同意，协议更无法达成。依据第一强国美国近年对中国的遏制态势推测，在可见的未来，中美冲突只会加剧。这是关于中美关系的基本走向。老大老二这种关系格局将严重损害国际协作。
战争可由单方发动，和平必须双方达成。国际社会无政府程度越高，老大和老二中的任何一方反对，国际协作就越无法达成。在国内社会，虽然经常出现只要老大同意就能形成决策的情况，但这不是上面分析的反例，因为国内社会不同于国际社会，后者无政府，前者有政府，有政府意味着在老大之上还有更高组织或领导。
第三，双方不仅推卸责任，还利用疫情作为工具，激发国内民族主义，助长对对方的敌意。例如，特朗普对中国的攻击，肯定不利于两国关系的发展及相互协作，也会恶化美国民众对中国的感知。
而在基督教中，《圣经》认为上帝的子民都应该互助，这是超越国界的。康德的《永久和平论》提出应该建立世界国家，以调解争端。现代的国际互助思想则更加丰富。所以，中西都不乏国际互助思想。
人类不可能 从疫情汲取教训
从上述理论和历史的考察可以理解，为什么冠病大疫不可能推动人类反思与进步，因为当今世界的老大（美国）和老二（中国）存在严重分裂，这种分裂甚至会扩大。
历史的资鉴
可以先看看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简称国联）和联合国（United Nations）的产生。一战后，无论胜败，各国都受损严重。提议建立国联的执行力量是作为胜方的英国和美国，两者分别是第一、第二强国（彼时美国实力已超英国，但还未完全取代英国的霸主地位）。此外，法国、俄国等大国也是胜方。
冠病大疫 只会加剧世界分裂
一个行为者会尽量利用一切可能因素，服务于其主要目标，国家也如是。当分裂或冲突成为国际关系基调后，偶发不利事件只会被利用，加剧分裂或冲突。当美国将中国视为挑战者后，便会利用一切可能因素遏制中国。
回首历史，人们似乎了然；面对未来，却一片茫然。这场大疫反映出全球治理的诸多重大问题，善良人士期冀并认为此次大疫能推动人类反思与进步。但是，善良意愿未必有实现条件。人类历史上，重蹈覆辙的悲剧远远多过引以为戒的喜剧。
2020年4月3日，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华尔街日报》撰文认为，冠病疫情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并呼吁捍卫自由世界秩序原则，努力医治世界经济创伤。要实现这些呼吁，需要大国合作，但在当前，这很难实现。尽管全球疫情尚未结束，但可以预见，冠病大流行不但不能促进人类反思与进步，反而会加剧世界分裂，尤其是大国分裂；而且，疫情越严重，分裂就越严重。
鸟瞰历史，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大国协作是人类反思和进步的必要条件。更准确地说，第一大国和第二大国协作是国际进步的必要条件。在老大（第一大国）与老二（第二大国）有重大分歧的情况下，两者实力差距越小，老大越不可能用实力或强制力量迫使老二服从，因而两者越不可能协作。这个道理也适用于一般的组织内部关系。
但是，在特定时期，这些思想未必能转化成舆论。因为思想是多元的，有些思想主张国际互助，有些则主张国家唯利是图，但现实选择可能只有一个。决定采纳何种思想的，是包括国家目标、手段等在内的国家意志，也就是本文所言的执行力量。
反思与进步的条件
善良意愿不能实施，通常缺的不是思想，而是执行力量。缺乏执行力量，思想就不可能转化为大规模、强有力的舆论。即便有少数人士呼吁，该思想也是软弱无力的。执行力量既是将思想转化为舆论的催化剂，也是促进进步的推手。因此，冠病大疫不能推动人类反思与进步，关键是缺乏第二个条件——执行力量。
的确，冠病疫情给美国和美国人带来很大麻烦，造成巨大损失，但这究竟该怪谁，美国缺乏自我检讨。特朗普先前屡次说美国疫情没问题，美国很安全，而不积极采取措施。直到疫情暴发，特朗普也不反省，而是屡屡甩锅给中国，夸自己英明伟大。这种做法显然不但不会促进中美协作，反而会增加中美隔阂。
更高组织或领导如果支持老大，即便老二反对，决策也能形成。其实，这是老大老二协作的变形或特殊情况，更高组织或领导作为更高阶的裁决者，才是真正的老大，而组织中的老大则成了实际的老二，组织中的老二成为实际上的老三。所以，这种决策仍是实际的老大与老二的协作。
二战后期，创建联合国的主张由第一强国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联合国筹建过程中，本来美、英等提出仍执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决策原则，但斯大林提出常任理事国要具有一票否决权，否则不加入。如果苏联这个大国不加入，后来的华约国家也大体不会加入，联合国的覆盖范围和执行力就大大减弱。最终，美国等让步。
要使冠病大疫能促使人类反思与进步，更一般地看，要在重大国际问题上实现进步，执行力量来自哪里？大国协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