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人揣测：一是时机不成熟。追责恐触及卫生系统和当地许多人，易扰动军心，不利抗疫。二是糊涂账，难查清、难追责。即有另一种可能，相关人员都在履职尽责，并无瞒报故意或重大过失，但官僚体制和维稳思维定势自发导致了过度慎重、预警不及时。果真如此，就更棘手：难以追责具体人了事，却必须反思体制原因。不管何种原故，社会仍期待疫情告一段落后，能有一个说法，并有所检讨和改进。
若更勇毅一些，征集、统计、发布武汉早期来不及检测就病亡的病例，校正相关数据，则更加震撼。也让指责中国隐瞒数据、不透明等说法，难以立足。毕竟，早期未经检测而大量病亡的情形，在疫情迅速扩散的各国，已是常态。现在统计追加进来，何隐瞒之有？总之，坦荡无隐，才能打消怀疑指责，光靠矢口否认的口水战，是不行的。
更何况，这场疫情恐怕还要持续数月，大陆因境外输入病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而出现二次传播的风险还不小。全球经济急刹车，中国的复工复产自然步履蹒跚。未来的日子里，困难还很多。在湖北解封、抗疫转入“下半场”之际，痛定思痛，虚心检讨早前得失，顺应民意、凝聚民心，可谓正当其时。
首先，要打消在国际舆论中授人以柄的顾忌。西方媒体的对华偏见由来已久，偏见带来的轻忽傲慢，正是疫情蔓延的重要原因。但有偏见，并非全然失明。3月中旬，《纽约时报》就刊文称，“中国为西方争取了时间，西方却把它浪费了”。对一些政客的“甩锅”卸责伎俩，不少媒体也洞若观火，毫不客气地大打其脸。
谁成想，疫情在全球迅速蔓延，让追责与反思问题复杂化了。一来，疫情击穿了所有社会制度，多数国家都准备不足、反应迟缓，反倒淡化了武汉早期的失误。既然，在中国封城40多天、足以充分预警，且病毒特性更清楚的情况下，多国表现尔尔，再去批判武汉的贻误，是否过于苛责了？进而，真是体制弊端导致了预警不及时，还是从预设的批判立场作出了错误归因？不少人产生了这样的疑惑。
相反，坦坦荡荡检讨防疫失误和不足，反而凸显有勇气、有担当的大国形象，在竞相“甩锅”的潮流中，卓然独立。这种道德力量是直击人心、沛莫能御的；非但不会落人口实，还会赢得国际舆论的尊重称誉，更让摸黑诬蔑甩锅者，难售其奸。
外交纵然重要，内政才是根本。大难之中，生灵涂炭，民愤汹汹。政府的权威和公信力，受到很大损伤。后续抗击疫情得力，虽然十分振奋，但尚不足以抚慰人心。只有至诚无隐，直面问题，反思改进，才能赢回民心。
要相信道德的力量，最能征服人心。
冠病疫情肆虐海外，翻转了原初的叙事。太多的政治算计和意识形态偏见，也搅乱了本不复杂的事实。政府间互相攻讦，或暗藏机锋，国内外舆论纷纷扰扰，真是机巧纵横，一山高过一山。此刻重温曾氏之言，不免心生感慨。
百巧不如一诚，坦坦荡荡，让世界评判，到底是中国防疫不力遗害各国，还是另有原因，各有几分责任？这样的胸襟、魄力和担当，才是大国气概。
前不久，约瑟夫·奈（Joseph Nye）为报业辛迪加撰文，探讨“何谓有道德的外交政策？”（What Is a Moral Foreign Policy？），文章内容且不论赞，单其视角——重视道德在政治中的作用，已足见高明。联想一些大牌国际政要，凭机心巧伪，是己非人，“甩锅”卸责，抢夺话语权和道德高地，未免南辕北辙，为智者所不齿。而忌惮于此，遮遮掩掩，讳言得失，恐亦非长策。
毕竟，事实摆在那儿。中国1月20日宣布“人传人”，1月24日采取封城等严厉措施，举国动员抗疫。即便此前有贻误，此后40多天时间已足够各国预警动员，作好应对准备。新加坡、韩国、日本等早期反应迅速的国家，就是很好的参照系。
而武汉早期的贻误，主要应为本土疫情扩大负责，至于海外疫情扩散，很难在40多天无所事事后，再归罪中国。公道自在人心，西方舆论带一点有色眼镜不假，但还没有丧失反省能力，也没有丧失对政府的批判能力。因此，不必担忧授人以柄。
二来，境外的指责，激起了自卫心。西方舆论抱有明显偏见，对中国抗疫举措极尽嘲讽。美国政府前期“借疫遏华”意图明显，后续又因本国疫情暴发“甩锅”中国，欲转移矛盾，为防疫不力开脱。这种将灾难作为政治打压手段的做法，让很多中国人极其反感。此时公开检讨武汉早期模棱两可的过失，无异“赍盗粮、借寇兵”，徒增别人抹黑、诬蔑的口实，似乎又有些不知权变、不合时宜了。
果真如此吗？须知，至诚至拙，可胜至巧至伪。实事求是，坦坦荡荡，才是经历这场灾难后，应有的立场和态度。而检讨反思，更能赋予内政、外交以巨大道德力量，宜早不宜迟。
境外指责激起中国自卫心
话说，冠病在武汉暴发后，中国人一直希望彻查最初贻误防疫的原因，甚至期待有一场深刻的反思。很多人对国家监委调查组寄予厚望。然而至今，尚未有令人满意的结果。
曾文正公有言：唯天下之至诚能胜天下之至伪，唯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大哉斯言！
（作者是中国吉林省、文化传播公司法律顾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