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方面是因为在马国的乡区里，许多国民的政治与社会意识仍然处在半封建的状态，即对贵族、精英、富豪等上等人物，即使是动用公帑来促成的“显富”行为，不但不会觉得愤愤不平，力求推翻或取代之，反而会打从心底里觉得理所当然。
这就是为何打正旗号宣扬国族主义的巫统，以及倡导宗教至上的伊斯兰党，能够在马国乡区大受欢迎的主要原因。巫统双管齐下，一方面在其乡区的各个选区里，投入大量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民生资源的辅助，另一方面也不时借着节庆等举办许多大型的群众聚会，与会的民众不但能够与平时高高在上，可能只在电视上见过的政治人物亲切握手，还能享用丰盛的餐点，有时甚至还有米粮等民生礼品带走，当然兴奋不已，选举时会投票给谁就不言而喻了。
至于在城市选区里，绝大多数的选民虽然有受过中高等教育、比较有见过世面，因此也相对（但不是绝对）没有上述的半封建政治意识，而是更具批判性的思维，但传统上较受他们支持的希盟各党，还是必须不时举办一些政治座谈会、时事对话会等，让这些意见多多、自以为是的城市选民，有机会在心仪的政治人物面前滔滔不绝地大诉苦水等。
马来西亚政局动荡之际，又碰到冠状病毒在全球各地肆虐，马国也未能幸免于难。在本月中因确诊病例增加，马国新任政府先是决定禁止一切出入境，后来更颁布全国性的行动限制令，要全体国民绝大多数时间留在家里，非紧急事故或补购必需品等不要出外；起初说是为时两周，后来再续两周，力求将疫情的增长率弧度“压平”。
举办这些公众活动的主要目的，就是让喜欢看到领袖威武的民众得偿所愿，亲眼（或通过视频）一睹领袖受众人拱托的风采，在选举时才会觉得把票投给相关的政治人物，还是比较保险的。
一时之间，之前好几个星期起伏不平的马国政局，就暂时平静下来了。在马国的传统政治运作里，公开展示政治威武的各式行动，是与幕后的政治交易相辅相成的，至少也是同等重要的。
反之，若选区在乡区的政治人物极少公众露面，除非对选区各式民生资源的投入甚大，否则实难赢得显著的政治回响，要在选举中获得当地选民的支持，就颇为困难了。
少了这些见面会，这些城市选民也会心怀不满，在选举时有者可能会不积极出来投票，如此做的实际效果是益了动员选民能力更强的巫、伊两党；有者甚至会蓄意投给巫、伊两党等，来惩罚希盟“不亲民”做法，即没不时有面对面对话。
这就是为何自上届大选前几年里，巫统伊斯兰党决定抛弃前嫌、携手合作后，两党能够在马来选民里，获得超过75%的支持率。巫统当时的政治如意算盘推演，是在绝大多数马来选民比例显著的选区里，除了巫统自身或由巫统主导的国阵派出候选人外，也让伊斯兰党的候选人上阵，以期分散当时主要政治对手希盟各党候选人的选票，则巫统或国阵可坐收渔人之利，哪怕是微险的胜出。
至于伊斯兰党，在民生资源投入方面，当然无法与其长期主要政治对手巫统相比，不过却擅长举办大大小小的宗教讲座，让其兼具政治与宗教声望的领袖，能够与（主要是乡区，但也有城市里的）支持者紧密接触，哪怕是规模略小的讲座。
这种公开造势活动，有时也出现在马国政治精英的权力斗争圈子里。如月前希盟各党想要对原任首相马哈迪发动“逼宫”，要他明确交代把相位传给安华的具体日期不果后，在马哈迪的默许下，安华原党内副手阿兹敏与马哈迪的党内副手慕尤丁，联手在喜来登饭店举办了一场晚宴，广邀当时朝野各支持马哈迪的议员参与，后来在马哈迪立场临时反复后，才引发马国目前的政治乱局。
如此的半封建政治思维，遇上展现民主象征的一人一票投选制度，就会产生微妙的政治效果。如多年以来，尤其是在乡区里，朝野政治人物都必须举行各式各样的造势大会，从正式的政治演讲会、过年过节的开放活动等，一应俱全，政治人物也会亲切地与选民一一握手。
然而阴差阳错的是，有好些包括巫统的铁票选民，在拥有巫、伊两党的选项下，竟然选择支持伊斯兰党，导致后者所分散的选票，更多是来自巫统的，结果反而是希盟各党微险胜出。
不过自上一次大选以来，巫、伊两党调整政治合作模式，改由其中一党派出他们认为最有胜算的候选人上阵，与希盟候选人直接对垒（除非有独立人士也上阵），结果在绝大多数的补选里，以显著多数票漂亮胜出。
（作者是新加坡国际事务学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马来西亚太平洋研究中心首席顾问）
总而言之，长期以来，在马国的政治运作里，公众或公开活动都扮演着不可或缺、有时甚至能定胜负的角色。在当下因冠病疫情导致公众聚会未能举行，各路政客必须暂时休战，马国的政治演变当然也还暗流汹涌，如慕尤丁要推出的新一轮经济刺激配套，其中在原有财政预算案之外的开销，必须国会的批准，但如早日召开国会，又可能面对希盟发动的不信任动议，可谓进退两难，也为马国的政治斗争埋下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