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就日本的情况，传统经济学家和新闻从业者似乎都以不同的方式思考问题。例如《纽约时报》东京分社社长素子·里奇（Motoko Rich），在2019年12月5日发表了一篇介绍安倍政府台风灾后刺激方案的即时文章，从统计和当前宏观经济角度来看，该文对日本公共债务的描述都是不准确的，或者至少是存在误导性的。
随着2019冠状病毒疾病继续在中国以外迅速扩散，世界各地的医学专业人士和政策制定者都在奋力控制疫情。眼下这种情况或其他自然灾害来袭时，政府究竟可以或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当自然灾害或疫情来袭时，我们必须迅速实现各项预定应对目标。一旦反应延迟，受影响地区的经济运行、机构运作和日常生活都将陷于瘫痪。除非能迅速且适当地应对灾害所造成的破坏，否则不但民众生活质量将出现下降，生产设施的复原也往往遭到阻碍。灾难造成的社会分摊资本损失以及经济复苏不足不仅影响当代人，更会累及后世。
这类反对其实是不得要领的。这让我想起了半个多世纪前，在东京大学学习线性规划课时所遇到的一道考题：当一座日本岛屿遭受自然灾害袭击（比如地震）时，解决交通问题的最佳方法是什么？在座的学生都在想如何将运输成本或距离降至最低，刚从哈佛大学回来的教授则指出，我们应该集中精力减少运输紧急救济物资和服务所需的时间。
此外，运行紧缩型政府预算的必要性，已不再是宏观经济政策中的常识。自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以来的一批经济学家都指出，当利率较低且经济体拥有过多储蓄时，赤字融资型政府支出可以改善今世和后代的福祉。如今，不仅现代货币理论（Modern Monetary Theory）的激进拥护者持这种观点，主流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也是如此，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布兰查（Olivier Blanchard）和欧洲央行前行长德拉吉（Mario Draghi）。
（作者是美国耶鲁大学荣誉教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特别顾问，英文原题：The Fiscal Fight Against COVID-19）
因此，在医疗专业人员的努力之外，政府还应采取各种举措和法规来遏制冠病疫情，比如确保提供充足的医疗用品和安排航班从国外受影响地区撤侨。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8年10月发布的《财政监测》报告显示，尽管日本的公共部门资产负债表呈现微小负值，但其净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率却优于法国和英国，与美国相近。因此，当我们着眼于净债务而非总债务时，日本的财政状况要比《纽约时报》以及其他媒体经常暗示的要健康得多。也许日本经济新闻记者和外国媒体，包括那些在日本派驻通讯员的媒体，都过于轻信日本财政部这个一直谋划着在未来加税的机构。
当然，这些措施都需要额外的支出。对此，那些财政保守派认为政府应尽可能限制预算赤字的规模，并着眼于减少公共债务，也通常会拒绝立即为此类支出提供融资。例如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内阁宣布一项1200亿美元（约1662亿新元）的一揽子计划，以帮助扶持受去年10月台风哈吉比斯影响最严重的地区时，该计划立即遭到财政保守派和财政部的上述抵制。
这也是我为何无法苟同伊藤元重在2月2日在《读卖新闻》上所发表的文章《焦虑的经济学》的原因。该文似乎旨在间接地引起读者的恐慌，并最终提出毫无根据的说法，即财政赤字是目前日本最大的不确定性来源。
首先，当我们评估一个企业的财务稳健性时，我们会查看其（实际和名义）资产及负债，而不仅仅是根据总债务来评判企业的业绩表现。然而，里奇在文中对日本的描述是“拥有相对于发达国家经济规模而言最大的债务负担”，只关注政府债务总额，却忽略了政府手中的金融和实际资产。
鉴于疫情对各关键经济领域，尤其是制造业和运输业的严重影响，中国当局已经针对性地放宽了货币政策，这是可以理解的举动。不过，货币措施只是应对疫情或自然灾害等实际破坏的一种迂回手段。事实上，财政政策更有能力对各类经济挑战产生直接的影响。
面对台风哈吉比斯和当前的冠病疫情，日本在短短几个月内面临两次紧急事件。日本政府应与其他地方的政府一样，迅速果断地采取行动，不要让保守派的财政幻想分散了其对自身使命的专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