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世卫组织，我们还必须感谢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及其全球姊妹机构网络（包括中国）。这些组织的卫生专业人士一直在合作分析病毒，预测可能的突变，并开发疫苗，尽管处在相当恶劣的政治环境。我们还应该感谢默默提供口罩、手套、防护服、呼吸机和其他供华重要物资的国际（包括美国）医学、医药和其他公司。
在此国际危机时代，打民族主义牌是最容易也最自然的国内政治策略；但形势逼人，这无法解决问题，只有有效的全球协作可以。
世卫组织还因为拨款不足而束手束脚。政治右派攻击“全球主义”（globalism），认为减少联合国人道主义机构拨款是光荣行为，是击碎“左派”的强力信号。然而，当重要机构的资金不足时，它们的有效性也会受到影响。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联合国难民署都是明证，它们都举步维艰。而世卫组织必须依赖诸如盖茨基金会等慈善机构和自愿承诺的捐赠。与此同时，在当前危机中，特朗普政府提出将美国政府对世卫组织的核心拨款，从现在的1.23亿美元减少到明年的5800万美元。
这一病毒提醒我们，没有哪个人或哪个国家是一座孤岛。然而，政治领导人常常无法遏止人们到目前为止，对疫情的某些普遍反应所固有的轻微种族主义。放眼全球，在公共巴士中、在火车上、在街头，亚洲人特别是中国人，常常遭遇我所目睹的对待。现在，病毒已经袭击意大利。接下来会轮到意大利人吗？
人们普遍缺少团结、同情和对中国人的恻隐之心，特别是坚强忍受着地狱般折磨的武汉人，这令人感到震惊。曼哈顿、伦敦、悉尼、多伦多、柏林、巴黎或德里遇到同样的情况会怎么样？漠视其他人遭遇的痛苦，让我们完全无法组织有效的全球应对，来对付这一个名副其实的全球危机。
英文原题：COVID-19 Trumps Nationalism
作者Kevin Rudd是澳大利亚前总理，现为纽约亚洲社会政策研究所主席。
版权所有：Project Syndicate, 2020
美国可以轻易与中国领导人接触，及早成立最高规格的冠病联合工作小组，奠定人类团结高于政治的公众印象。然而，美国政府发出攻讦中国极权政治制度的言论，敦促美国投资者和供应链管理人撤回美国。诚然，过去三年，美国和中国处于战略对峙，等到眼下的危机过去，常规政治敌意将卷土重来；但眼下争强好胜绝非上策。这只是一种态度，无助于解决问题。
行人纷纷却步。一个黑发白人小伙子向我冲过来。我没有拳击天赋，也没有受过训练，但也做好了打架的准备。他冲到我跟前站定，对我说：“谢谢你为他说话。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在伊拉克战斗；这样，像他那样的人才能自由。”
这能够迅速形成一致的政策框架，以及严肃的金融承诺，以应对疫情的发展。G20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其中许多国家的冠病病例已超100例），也最有能力制定防止全球衰退的金融和经济战略。
比较积极的消息表明，机构和专业合作正在悄然进行。不管世界卫生组织多么失败，它仍是全球流行病治理的正式工具。攻击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说世卫组织效率低下的人，应该好好看看规定世卫组织权力的国际章程。世卫组织只能提供关于病毒活动国际建议通告，向国家政府发布关于如何应对的临床和技术建议，以及在缺少卫生基础设施的地区进行紧急分诊。如果病毒传播到世界最贫困地区，最后一项职责就将成为必要，一如2013年至2016年间的西非伊波拉危机。
只有当公众和市场都看到政府合作抗疫，全球信心才会恢复。2009年4月便是如此，伦敦G20峰会压制了2008年金融危机所引起的恐慌，为协作奠定了基础，并为最终的复苏建立政策和财政框架。如果没有多边措施，个别国家就只能继续走自己的路，复苏也将延长。
尽管采取了这些措施，目前世界显然出现了信心危机，部分原因在于对国家和全球领导力丧失了信心。公众恐慌和金融市场高度波动体现了这一点。美国为何不召集二十国集团（G20）卫生和财政部长及政府首脑紧急开会？这样的会议不必人人到场，可以采用虚拟形式，联合国和世卫组织作为合作伙伴参会。
我们暂且抛开伊拉克战争的纠结历史不谈，2019冠状病毒疾病清楚地提醒我们，全球疫情就像气候变化，不会尊重政治边界。中国在1月和2月应对病毒的经历，可能要在3月和4月的世界其他国家重演。传染的人数会不尽相同，取决于气温、公共卫生检测和治疗体系的相对强大与否，以及金融和经济坚韧与否等不可估量的因素。我们应该在思想上做好紧急情况的准备，切忌盲目恐慌，更不能陷入种族主义成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