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武汉疫情蔓延，既有病毒潜伏期长、传染性强等天灾因素，更有地方当局心存侥幸、反应迟缓、应对混乱等人祸因素。其中最受人们痛恨之处，即压制李医生等人的预警言论，导致广大市民缺乏警惕，医疗机构仓皇应对，而外省市也没有及时发现和隔离来自武汉的感染者。
2月7日凌晨，武汉疫情“吹哨人”、武汉中心医院李文亮医生因此前救治患者时受感染，经抢救无效辞世，年仅35岁。据传李医生有一个五岁儿子，遗孀又有五个月身孕。逝者长往，生者痛何如哉！经此惨变，惟愿其母子平安。
预警的哨声被压制，湖北和全国都措手不及。很快，大量的感染者就压垮了武汉医疗体系，中央政府与社会各界虽全力组织力量、物资驰援，仍有许多患者得不到及时救治，上演了一幕幕呼嚎无告、生离死绝的人间惨剧。当地医护人员与民众的心理遭受了巨大创伤，举国民众心中也积蓄着悲愤。
（作者是中国吉林省的文化传播公司法律顾问）
17年前，沙斯疫情大爆发就缘于刻意封锁消息。此次地方政府不论出于故意还是侥幸，仍循其故辙，实在是超出想象。无怪乎，人们痛斥“无长进”。即便公共卫生领域有长足进步，也无力弥补危机应对理念滞后，以及维稳思维定势下的舆论管制所造成的伤害。这种维稳思维主导下的舆论管制之所以长期难以改变，更有深层的原因。
随着各方持续增援，局势渐渐在好转，但李文亮病故再次引燃社会情绪。他的特殊身份，必定使他成为此次灾难的标志性人物，刻录着人祸的惨痛教训，为人们长久铭记。而他的悲剧，也让官方主导的讴歌阻击疫情感人事迹，以传播正能量的宣传努力，在效果上被无情地打了一个折扣。
同时，鉴于文革动荡等惨痛教训，政府一直把稳定视为头等大事，长期提倡渐进改革、增量调整、“不折腾”。对高速发展所积累的矛盾和风险，倾向采取一种可掌控的方式，慢慢化解和释放，尤其忌惮矛盾、风险经由互联网传播、叠加、放大，造成难以掌控的局面。这种稳定优先的思维惯性，利弊都很明显。
1月初，李医生等八人在医护人员微信群里提示不明疫情，结果被武汉警方以传谣之名，予以训诫。疫情大爆发后，李医生不计委屈，“不愿做逃兵”，慨然奋战在一线，不幸感染。民众痛恨当地政府钳制言论、贻误防疫时机，称“八人封口、九州封城”，李医生等也被誉为疫情“吹哨人”“八义士”。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中国经过艰辛探索，选择了一条独特的现代化道路，在当今世界的意识形态与发展模式竞争中，处于某种不利地位。一方面，这种善于集中力量、赶超式的发展模式取得了巨大成就，当然也积累了许多社会矛盾。另一方面，这种发展模式也存在一些固有弊端，不易克服。对此，掌握话语权的西方主流舆论并不宽容，每每目之为异端。
看清这种变化，十分重要。即便那些建制派知识分子是对的：一定限度的舆论管制在现阶段利大于弊，也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了。顺应这种变化，才是明智之举。
然而，武汉疫情之后，民意可能会发生很大变化。人们已痛彻地看到，舆论管制的成本超乎想象，而作为芸芸众生的自己，随时会成为“代价”。李医生病故唤起的强烈悲愤，似已说明，人们对舆论管制的容忍度大大降低了。
中国许多笃信西方优越性的知识分子，对此也长期持否定态度。官方一直希望发展出一套有吸引力的话语体系，阐释自身道路，凝聚社会共识与信心，但这种努力尚未达到预期效果。正因在意识形态竞争中长期处于劣势，政府更爱用发展成就说话，对来自社会内部的一些难以回应的意识形态挑战，总是习惯性地予以压制。这也许是继承了邓公“不争论”的衣钵。
在支持者看来，中国现有发展模式是有效的，如果为此须要牺牲一些言论自由，也是阶段性的。有限度的舆论管制是“必要的恶”“可承受的代价”，而随着国家继续进步，管制会逐渐放宽，言论自由会拓展。不少建制派知识分子赞同此种观点，很多民众对此也是容忍、默许的，至少没有激烈反对。
李医生的离世深深刺痛了大陆民众。当天上午，互联网上的悲愤之情喷薄而出，不可遏制。民意可畏，“侠客岛”“长安街知事”等官方新媒体纷纷悼念，国家卫健委、武汉市政府也先后哀悼并向家属致以慰问。迅即，国家监察委派出调查组赴武汉市调查相关事宜，相信定会从严追责，以告慰李医生英灵，平息汹汹民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