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系化的政党是导致未来冲突的最相关变数。研究者指出，精英派系分化和情感极化，在其他国家爆发的内战中发挥作用。要化解可能导致内战的情感极化，必须改变赢者全拿的政治制度，以及减少政治人物加剧情感极化的政治动机。
情感极化本身并不会直接导致政治暴力，暴力行为还涉及一些行动者的心理特质。不过，情感极化造成共同体的感觉，是暴力很好的包装。在极端化政治下，政治精英的纵容，甚至鼓动风潮，会让政治暴力升高。2020年特朗普集团试图推翻大选结果就是一例，他们以选举不公来正当化抗争行为，让民众感觉即使使用暴力也不会被处罚，甚至会成为英雄，最后导致冲击国会山事件。相对的，1980年代新纳粹光头党兴起、1990年代美国出现民兵运动，这些暴力团体都不被两党绝大多数精英认可，暴力也因此受制约没有蔓延开来。
情感极化源自于刻板印象
就政治精英而言，自1980年代起，愈来愈多极端意识形态的政治人物参选公职，他们更容易获得党内支持参选，因为“旗帜鲜明”者更容易聚焦、当选。这种极端现象尤以右翼最明显，据加州柏克莱分校政治学者布鲁克曼统计，2013年，在郡一级共和党提名候选人的比例，是10名极右候选人比一名温和派候选人；民主党中间派与极左的比例则是2比1。再加上两党政治、赢者全拿的选举规则，为求“安全上垒”，结果更容易造成政治立场两极化。选举竞争造就了政治精英与国会的极端化，据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学者克莱因菲尔德（Rachel Kleinfeld）的分析，共和党极端化的速度远高于民主党。
情感极化源自于对对手政党的误解，或说是刻板印象。例如，民主党人会觉得共和党人都是有钱的白人，共和党人则觉得民主党员都支持激进的性别、族群政策。这种刻板印象加深了对彼此的厌恶。更重要的是，彼此会担心对方会用激进方法破坏现行的民主政治机制。这种不安，可能会正当化己方使用暴力、先发制人。
（作者是台湾专栏作家）
政治极端化的美国会不会走向内战？
顾名思义，政治极化是指从政治光谱中间往左右两个极端发展，更进一步细究，可以分为在意识形态（包括体现在公共政策上）以及情感上的极化（affective polarization）；依行动主体分，政治精英与一般选民极化的程度与行为模式也不同。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克莱因菲尔德指出，要化解这种可能导致内战的情感极化，必须改变目前赢者全拿的政治制度，以及减少政治人物加剧情感极化的政治动机，才能增进公民凝聚力，强化美国民主。显然这些改革在明年大选前还来不及进行，国会议长危机显示美国政治依然极化严重，美国还面临政治暴力威胁，甚至一不小心就会转变成内战的危机。
美国众议院议长出缺长达三周后，终于由路易斯安那州保守派共和党议员约翰逊（Mike Johnson）当选新一任议长。10月3日，众议院投票罢免了麦卡锡的议长职务，使他成为美国史上首位被罢免的众议院议长，也让国会陷入空转。这场空转危机突显了美国严重的政治极化现象。这个现象在特朗普参选2016年总统时受到普遍关注，而在他2020年落选、隔年1月发生冲击国会山事件，更令人担心极化政治让政治暴力升高，甚至怀疑美国是否会走向内战。
在情感极化的过程中，媒体也扮演推波助澜的角色。奥巴马是第一个把社交媒体导入选战的美国总统候选人，2016年特朗普与希拉莉的竞选中，社媒的角色更被重视。不过，研究指出，情感极化最迅速的是65岁以上的民众。基本上这些人非社媒的重度使用者，他们受到偏激的有线电视、新闻网站或广播的影响更深，例如Newsmax、One America News、福克斯新闻（Fox News），还有2021年过世的极右派广播名嘴林博（Rush Limbaugh）的节目。
有意思的是，选民即使在政策上主张中间路线，但会顺从政治精英的主张而往极端走。皮尤研究中心研究员谢弗（Katherine Schaeffer）在研究枪支管制议题时就指出，只有18%的共和党员或共和党支持者认为，枪支暴力是一个重要问题，相对的，民主党员或支持者有73%认为重要。双方选民尽管政策存在很大的重叠，但只有民主党有动力将这个问题提上议程。
美国政府资助的“政治不稳定工作小组”（Political Instability Task Force）研究各国案例发现，派系化的政党是导致未来冲突的最相关变数。研究内战的学者沃尔特（Barbara F.Walter）指出，精英派系分化和情感极化，在其他国家爆发的内战中发挥作用。
美国民众依政策偏好与意识形态，把自己归纳到不同政党，在政治意识形态上，再堆叠着种族、宗教、性别、地域和文化等各种认同。这些多层堆叠的认同，让党派之争同时也成了一种社会身份标志，其中某一层认同被冒犯时，就有如对方针对整个党派的攻击。
两党竞争造成国会两极化，让政策推动陷入僵局。另一方面，情感极化也是造成美国政治两极对立的重要原因。情感极化主要来自对敌对政党的不喜欢以及不安，而非源于对自己政党的正面肯定。美国国家选举研究（ANES study）的资料显示，自1980年代以来，两党支持者对自己政党的不满都略增，但对敌营的负面观感却是一路直线上升。
资历不深的约翰逊是特朗普忠实支持者，他在议会的民主党籍同僚内古斯（Joe Neguse）对《华盛顿邮报》说，约翰逊是2020年试图推翻大选结果行动的“设计师之一”。美国总统大选接近，特朗普有意再选，他的支持者约翰逊又当选议长，不禁令人好奇，美国政治是否将进一步极端化。
政治极化与情感极化
其实，两党多数选民在公共政策上并非完全对立，两位研究政治极化现象的重要学者——史丹佛大学教授菲奥里纳（Morris Fiorina）和莱文达斯基（Matthew Levendusky）——就发现，尽管党派不同，在堕胎、移民和枪支管制等敏感议题上，美国民众仍保有许多共同政策理念。但是，国会精英的两极化，让两党议员只关注立场更鲜明极端的议题，例如右派关切移民问题，左派关切族群、性别议题，而不会企图与对方寻求解决容易达成共识的议题。
美国政治极化非始于特朗普，政治精英因为极化政治造成的国会危机也不是今天才有——2011年担任众议院议长的共和党籍议员博纳（John Andrew Boehner），任内也频受极右派茶党掣肘，最终于2015年自行辞去议长。
有些研究者会以实验室方法，邀请两党支持者进行对话、增加了解。这种方式的确可降低情感极化，但效果短暂；走出实验室后，憎厌对方的感觉又逐渐加强。实验室可以控制变因，但现实世界变数太多，而且在既存的政经社会结构下，个人的主动性并不高，行动选择有限。两党政治下，若不想叛党的话，只能说服自己接受同党政治精英的主张。
就整个民主、共和两党版图而言，1964年的《民权法案》把族群偏见较强的南方民主党人推向共和党，之后的反越战、女权运动、同性恋权利运动等，则让更多自由派往民主党靠拢；相对的，共和党也愈见保守化，两党在意识形态上更泾渭分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