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过去被压制住，或仅限于足球场的仇恨和攻击，现在可以公开表达，并通过互联网瞬间传播给数百万志同道合者。这类流氓行为不仅限于极右翼，左翼也会爆发自以为正义的攻击行为。反犹主义也是如此，例如，英国工党就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将暴力注入政治的最严重后果，即使只是口头上的，也会严重伤害自由民主。政治对手之间如果整天斗得你死我活，代议制民主是不可能正常运作的。争论和妥协是政治人物捍卫选民利益的必由之路。但你不能与敌人或叛徒妥协，一如宗教信徒不能在他认为神圣的事情上妥协。
已故英国撒切尔夫人时代的政治家艾伦·克拉克（Alan Clark），主要以其风流和极右观点而闻名。他曾经向我哀叹，建立帝国、赢得战争的英国战斗精神江河日下。我半开玩笑地说，在球场和外国城镇闹事的英国足球流氓，仍拥有这种好斗的性格。他带着若有所思的眼神回答说，这确实是“可以派上用场”的东西。
版权所有：Project Syndicate, 2019
即使是美国和英国等最古老的民主国家，也日益被派系仇恨撕裂，当中的原因有很多。如今，政治与其说是关于利益，不如说是关于文化、身份，以及在互联网上永无止境的回音室里激起的愤怒情绪。并非所有这些都是政治人物的错。但是，当政治领导人故意利用这些裂痕，进一步煽动敌对情绪时，他们就会对保障人民自由和安全的制度造成巨大伤害。
当时看上去有点离谱的这番对话，现在已变成痛苦的现实，因为流氓精神真的被利用了。英国的右翼恐怖主义正在抬头，尽管（至少到目前为止）伊斯兰暴力有所收敛。反对英国在无协议的情况下退出欧盟的英国政治人物，曾收到死亡威胁，甚至更糟。工党议员、公开的反脱欧派乔·考克斯（Jo Cox）在2016年被谋杀，凶手一边高喊“英国优先！”一边朝考克斯开枪，还捅了她好几下。
暴力是否会在特朗普、约翰逊、莫迪和博尔索纳罗等人下台后减少，我们难以知道。这显然将取决于继任者是谁。但一旦人们觉得有权违反一切文明行为规范，因为最高政治领袖都这么做了，就很难扭转这种局面。我们这个时代最具讽刺意味的，正是那些承诺让自己的国家再次伟大的，正在尽最大力量摧毁当初让他们的国家伟大的东西。
近期，特朗普间接威胁要对匿名吹哨者采取暴力报复行动，因为他揭露了特朗普试图说服乌克兰领导人，挖掘有关前副总统拜登及其儿子亨特·拜登（Hunter Biden）的不利信息。拜登是2020年大选挑战特朗普的领先候选人。毫不令人惊讶的是，一名曾说特朗普乃“白人最后的希望”的新泽西警察局长，就显然将这些煽动铭记于心，他因拽着一名黑人青少年的头撞门框而被控。
相比特朗普，英国首相约翰逊是一个更圆滑，更有教养的人，但他也拒绝停止称其英国脱欧政策的反对者为叛徒或里通外国。用约翰逊的话说，允许议会阻止无协议脱欧的立法是“投降法案”。当议员葆拉·谢里夫（Paula Sherriff）批评首相在议会的用词，并提到议员经常受到使用这些词语的人的死亡威胁和辱骂时，约翰逊反唇相讥地说，他“这辈子从未听过这样的鬼话。”
英文原题：The Hooligan Spirit
英国绝非孤例。在美国，极右翼团体在夏洛茨维尔市（Charlottesville）和匹兹堡等地制造了极大混乱，并伴随着“犹太人不会取代我们”（“我们”指的是白人基督徒）之类的战争口号。专制的巴西总统博尔索纳罗公开支持酷刑。甚至在德国，暴力极端主义也在上升，特别是在前共产主义东德的一些地区。在印度，对于印度教极端分子通常是针对穆斯林的政治暴力行为，总理莫迪表现得漠不关心。
独裁者和煽动家总是利用那些自觉受到生活亏待的人的强烈怨恨情绪。有些人天生喜欢暴力，只要时机对了，这股冲动就会被释放。
这类言辞的危险之处，不仅在于它让暴力之徒觉得可以随心所欲地按照他们的野蛮冲动行事。毕竟，如果总统或首相说我们中间有叛徒，攻击他们不仅是允许的，还是我们的爱国义务。使用侮辱性言语也不仅仅是一种不文明行为，尽管有非正式规则（“我尊敬的朋友”）加以掩饰，但在各方的民主对话中，这都是一种常见的现象。
（作者Ian Buruma是一名作家，近著是《东京浪漫史：回忆录》（A Tokyo Romance: A Memoir））
令人对英国和美国等国家的政治暴力增加感到特别不安的是，民主选举产生的领导人正在积极地鼓励它。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媒体为“人民的敌人”；他在一次集会上呼吁支持者“把那些批评他的人打得屁滚尿流”；他还叫四名有色人种女众议员滚回她们来的地方（除了一人之外，其他三人都出生在美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