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太空具有终极制高的特点，成为许多国家发展现代化战争手段的重要对象，与国家安全相关的军事项目，成为人类初期开发利用外太空最主要的目标。从首次向外太空发射第一个航天器以来，人类社会与航天器尤其是卫星已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外太空的战略地位日益上升。
外太空安全战略由防御转向进攻。现阶段，信号频段和卫星部署轨道点是稀缺资源，太空碎片才是外太空安全最大的威胁，清除轨道碎片的成本和技术难度巨大，如果没有颠覆性的技术出现，地球外层空间被碎片包围的状况将会持续恶化，这是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的噩梦。外太空作战必定会加剧地球被太空碎片包围的窘境，所以目前各国最好的外太空安全战略是防御。
国际条约影响力弱化，共识被打破，传统外太空安全机制受到挑战。现存的有关外太空领域的11个国际条约和规章，最早的产生在1963年，最晚的一个形成于1999年。几十年过去了，人类的外层空间活动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探索成本和动机，条约和规章不适应现今外空探索活动，时常被经济和法律界等各方提及。
2019年，世界部分主要航天国家在外太空军事化领域迈出了一大步。
总之，从悲观的角度看，2019年世界航天领域出现的新变化，可能对未来的外太空安全产生几个方面的影响：
上世纪，人类进入航天时代以后，关于外太空军事开发甚至外太空作战的讨论，在各国的军事战略研究中已经屡见不鲜，制天权和天权论等主要与外太空军事化相关的概念逐渐丰富和完善。因此，推进外太空武器研发和部署在那时就可以预见，事实上一部分国家一直在付诸实践但保持克制，外太空军事化进展缓慢，大规模的外太空武器部署鲜有。
目前，各国仍然遵守其中不具强制约束力的条款，但“作战域”的出现势必打破这种形成文本的对外太空的共识，国际条约和规章影响力弱化在所难免，个别国家并因此退群，外太空治理和安全机制将处于不稳定的动荡中，这不符合绝大多数国家的共同利益。
不论从国家安全或国家战略方面，还是从科技创新和经济利益的角度出发，任何有能力向外太空投射力量的国家尤其是大国，都有向外太空加大投入的意愿和动机，以期获得新的战略优势。
（作者是重庆大学教育部深空探测联合研究中心在读博士）
外太空军备竞赛。外太空作战虽然现在还处在假想阶段，而作为一种新形式的军事对抗，其结果必将改变人类历史的进程，至于如何改变，朝什么方向改变，目前难以预料。但对外太空安全的关切，必将引导各国对空间计划的投资更多地倾向军事目的，在定向能武器、激光武器、粒子束武器，导弹等可用于外太空作战的技术领域加大投入，从地面到太空，全方位发展并部署可用于作战的武器装备。
2019年可能是外太空安全方面巨变的一年，世界航天领域发生的若干事件，对未来外太空安全态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太空军事化的趋势正在加速。
2019年12月20日，美国2020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生效，将正式创建太空军；与此同时，北约组织（NATO）于12月16日宣布，太空是北约的“作战域”。
冷战期间，围绕外太空控制权的争夺，是迄今为止触发外太空军事化最为激烈的事件。其时，在联合国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和美苏等国共同推动下，联合国大会先后审议通过了三项宣言、三套原则和五个国际公约，目前大多数航天国家基本上都加入了上述条约和规章。这些条约和规章促进了各国在和平利用外太空领域的合作，并在一定程度上扼制了外太空军事化的发展。
美军从2001年开始的每两年举行一次“施里弗”太空作战演习，在2019年进行了一次，2017年首次开展的“太空旗帜”太空军事演习举行了两次。印度在这一年7月也举行了名为indspaceEx的该国首次太空军事演习。
当然，类似于每天在地面都有各种形式的军事演习一样，人们已经对此习以为常，也许有一天，人们对外太空军演也见怪不怪。军事演习不仅是对未来可能发生战争的兵棋推演，也是对可能会发生战争的一种拒止形式。随着参与太空军事演习的国家增多，在外层空间安全力量将会从非军事化的“和谐平衡”的状态，进入一种军事化的“恐怖平衡”的状态。
固然，现代军事力量已经越来越离不开外太空资产所提供的信息和数据服务，外太空技术能力被认为是地面和空中军事装备发挥作战效能的“倍增器”。然而迄今为止，在外太空军事力量建设方面，更多资源集中投入在提升地面和空中武器能力层面，真正意义上的外太空武器仅始于研发而止于部署，并且也没有发生过真正意义上的太空武器作战。
正式承认太空是一个“作战域”，对北约来说是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同样的，这也是外太空军事化发展跨出的一大步，并对其他航天国家释放了危险的信号，推进外太空武器研发和部署，保护外太空资产，应对外太空安全威胁成为各国的现实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