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烽烟陡起，令更多文化人以及各路讨生活走江湖的三教九流奔走南洋。这其中也包括在新世界、大世界和快乐世界里，以陪人跳舞为生的职业舞女，她们当中，是否有人曾经是出入旧时代有东方巴黎之称的上海百乐门夜总会的红舞星呢？
稍微有一点新加坡战前文化史常识的朋友，一定会知道在日本军队南侵前的《星洲日报》副刊《晨星》，以及于1938年年底来新，次年年头出任《晨星》主编一职的郁达夫。
其后的战前，从上海不断有各色歌舞团队南来献演，这其中包括魏荣波领班的“梅花”、黎锦晖领班的“明月”、刘达良领班的“万花”、蓝天领班的“天马”、夏之秋领班的“冷燕”、蔡问津领团的“中国旅行歌舞剧团”、张蟾娥领团的“银月歌舞团”。最近过世的百岁演艺前辈白言老人，就是当初随明月歌舞团南下做宣传抗日演出的，战争的兴起改变了他人生的境遇，从此让他成为一个新加坡人。
此外，早期的两地交流还给新加坡带来了上海旧黄包车、跟上海泥水匠齐名的上海石膏，以及上海裁缝的精巧细致的手艺等等。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与中国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发生冲突，三个月内日本关东军占领中国东北。1932年1月28日，日军炮击上海，凇沪抗战爆发，此乃日方所谓的第一次上海事变。
上海是近代中国工商业的发源地。到了1927年，上海特别市宣告成立。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在上海特别市成立典礼上发表训词，直指“上海特别市乃东亚第一特别市”。此后，中国进入一个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以上海为中心的工商制造业有了快速的成长。
与此同时，上海的文化事业也蓬勃发展，吸引众多文化大家名人在有“十里洋场”之谓的上海作为生活和创作基地，上海遂有了中国文艺“半壁江山”之称誉。当时的中国工商业者也纷纷前来新加坡等南洋地区推广“国货”。1936年10月，在上海初创的中国银行在新加坡设立分行。
（作者是退休工程师）
同一时期，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多次致函中国有关部门，要求开设南洋航线，以降低运价，方便中国国货南来。于是继香港、广州、汕头、厦门、海口之后，上海成为当时中国最北的一个有直通新加坡海上船运航线的城市。
出生于福建永定的客家人林建安，来新前在上海的一所学校里教中国文学，时年22岁。林建安在1930年10月17日的《繁星》刊出他为《星洲日报》撰写的第一篇文稿《人心不古与社会万恶》。次年5月25日，他又刊出《新加坡与上海》一文，将他对上海和新加坡两地的观感做了一个比较。
《晨星》于1932年创刊，在此之前《星洲日报》的副刊叫做《繁星》。1932年之后，《繁星》成为《星洲晚报》的文艺副刊。这里少为人知的一个事实是，那时的《星洲日报》副刊《繁星》的主编林建安。
交通的便利更加促进了新沪两地的交流和往来。那个年代，有许多来自上海的歌舞团在新加坡及其他南洋地区巡回演出。早在1915年，上海的开明社新剧团就前来新加坡，用“北京白话”演出与传统戏剧有所不同的舞台剧。1928年，中国流行音乐之父黎锦晖率领“中华歌舞团”从上海来新演出。
早在1930年10月，林建安就开始编辑以杂文等随笔小品散文为主的《繁星》。他是因原先任职《星洲日报》《繁星》主编的兄长林仙峤，因为在1930年10月4日到6日的报章上，相继刊登含政治批判意味的独幕剧剧本《十字街头》，引起英国殖民政府的关注进而兴师问罪，结果被驱逐出境，而被安排来新接掌副刊编务一职的。
之前日本间谍为挑起事端，借故烧毁毗邻上海公共租界东区的中国民营企业三友实业社。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件发生。8月13日，日本称为第二次上海事变的淞沪会战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