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联军与国际特赦组织和Airwars对事件的定性也迥然不同。联军强调他们已使用精确导引武器攻击伊国组织恐怖分子，奈何后者以平民作为肉盾，所以导致逾千平民被丧命。换言之，他们认为自己只是对平民造成非刻意的附带伤害（collateral damage）。国际特赦组织和Airwars却认为，纵然伊国组织恐怖分子确有利用平民作为肉盾，但整体来说，联军的行动无异于发动无差别攻击（indiscriminate attacks）。
值得一提的是，外界可能永远无法确实知道因战乱而身亡的敍国平民总数，原因是联军收复摩苏尔的过程中，有数以千计的平民“下落不明”，以及相关统计还未包括因误炸平民区，使平民缺水、缺电、缺食物、缺医疗服务致死的“间接死亡”数字。更令人担忧的是，敍国平民被联军杀害的规模愈大，联军便愈趋不受敍国平民生还者的欢迎，成为催生新一轮极端仇恨思想的源头。
单是2017年，联军驱逐伊国组织出拉卡城的行动，已造成近1600名敍利亚平民死亡；整体而言，被联军误杀的平民总数，更有可能较联军所声称的高10倍。
（作者是香港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
此外，联军对平民所造成的伤害，究竟是可预见还是不可预见？美国著名左翼学者杭士基（Noam Chomsky）明言谴责美军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世界多处发动无差别攻击的罪行罄竹难书，相比他们所宣称的打击目标，他们更像十恶不赦的恐怖组织。即使假设联军在敍国所造成的平民伤亡只属附带伤害的性质，但若那些附带伤害是事前可预见的话，联军与恶的距离可谓十分接近。
今年4月，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联军发表声明承认，自2014年8月发动的歼灭伊斯兰国组织军事行动，已误杀近1300名平民，但国际特赦组织和英国非营利组织Airwars则批评，相关声明严重淡化了无辜平民被杀害的严重程度。
联军与国际特赦组织和Airwars对平民受袭的定性差异，反映出两者的道德判断存有严重的分歧。军事伦理学者石乐凡（Uwe Steinhoff）认为，绝大部分的战争涉及附带伤害，但若不问情由正义，受到附带伤害的一方发动自卫战，便会得出连发动种族灭绝的敌方也具备正义原因，去发动自卫战的荒谬结论。在这一点上，联军的辩解看似与石乐凡的观点十分相似。
诚然，敍国平民与伊国组织恐怖分子的界线并非如想象般分明：前者既有为后者提供食物和藏身栖息地的嫌疑，亦有涉嫌向联军发动直接攻击的案例。然而，这些批评不但没有深入考究那些敍国平民是否受到恐怖分子的胁迫，所以做出一些无可奈何的事情，而且至少忽略了两个伦理争议问题：若无辜的平民受到联军的攻击，他们在个人层面是否具备作出自卫性攻击的道德正当性？
虽然外界无法从联军的声明得知他们统计敍国平民伤亡的方法（国际特赦组织和Airwars则声称以开放资料、实地采访和卫星图像去估算伤亡人数），但他们与人权组织各自的用意大同小异。
然而，石乐凡补充表示，即使其中一方在原则上具备向另一方发动战争的正当性，但他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也可以是不义的。若联军伤及无辜平民的行动，只是较方便而非唯一能够歼灭伊国组织的手段，那根据石乐凡的看法，他们并不具备正义的原因去发动相关的军事行动。
联军与人权组识就敍国平民伤亡人数各执一词，既有可能源于统计方法的差异，亦有可能涉及抢占道德舆论战上风的考量，而两者不时是息息相关的。譬如乔治城大学中东研究学者马林斯基（Ayelet Malinsky）于2015年在学术期刊Critical Studies on Terrorism发表论文指出，以色列非政府组织卜采莱姆（B’Tselem）和位于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权中心（Palestinian Center for Human Rights），在统计2014年以巴冲突期间的巴勒斯坦平民伤亡人数时，采用了截然不同的计算方法，前者在初步调查报告中只把妇女、儿童和年逾60岁的男士定义为平民，后者则把休养生息期间受袭的哈马斯战士也计算入平民伤亡的范畴。双方的用意也在于协助自己所支持的一方争夺道德舆论战的上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