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瑜的出现是一种实质性改变。韩国瑜看到了台湾民主体制的误区和问题之所在，采用“经济悲情主义”对抗民进党的“政治悲情主义”，将悲情文化绑定经济问题，而不再是政治。这样既立足于台湾民众的悲情意识，又回应了台湾当前的贫富差距加大的社会现实，还击中了民进党执政能力弱、权贵化速度快的软肋，从而成为一股势不可挡的“韩流”。这股“韩流”的实质是“新悲情主义”。

客观而论，在普世价值收缩，民粹主义回潮，全球范围内文化和族群冲突日益加剧的时代，国家认同更加需要立于族群和文化传承之上，台湾社会概莫能外。其主体性诉求也必须因应时代潮流，回归民族和传承。也唯有如此，社会认同才能有效形成，民众才能真正从悲情文化中得到解脱，选举乱象和政治空转问题也才有可能真正缓解。

外来制度未能充分本土化，无疑是台湾一直以来各种选举乱象的病原。

这种局面与台湾的社会认同存在内在缺陷也有极大关系。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在历史上，台湾曾被多个国家占领，台湾人对于国家主体性的认知饱含着太多的悲情，二战结束时，甚至不知道自己是胜方还是败方。二二八事件实际上就是国家认同不能达成共识的极端后果，1949年之后两岸分裂的状态，又为悲情的延续提供了场境和理由。

成熟的民主选举是一种政治竞争，是政党之间在同一宪政框架内的有限竞争，而不是肆意无度的革命斗争。政治竞争的目标在于争夺执政的权力，且仅限于此，其边界是不能随意触碰社会对文化、对民族和对国家的固有共识。

两党轮替执政的民主体制是美国走向成功的基因之一，其感召力自不待言。但政治制度不是空中花园，除了需要物质基础作为支撑之外，还必须立足于特定的历史传承和文化特质，甚至与地理环境、造化机缘等也息息相关。离开原生的文明和族群，再好的制度，其功能也会被抑制，甚至异化扭曲。基于人类本性的价值诉求虽然是共通的，但别人的成功却从来都无法复制。对此，“阿拉伯之春”显然就是一个充分验证的典型例子。

台湾选举制度的确立与威权社会的转型相向而行，几乎同步推进。彼时正值苏联解体，美式民主制度化身为“历史终结者”的时代，盎格鲁－撒克逊的新教文明如日中天，普世价值观风靡全球。在这样的背景下，再加上台美之间的特殊关系，台湾要想确立自己的民主政治体制，除了移植美国的制度之外，恐怕也别无选择。

作者是中国金融法律行为研究会理事

问题是韩国瑜的“主义”在选市长时管用，升级到政治底色更重的“总统”选举时，未必仍然管用，起码效果要打折扣。

原存在基本共识

国民党虽知问题之所在，但在复杂局面下，并无完成主体性认同的建构能力，因而被迫将自身立场调整为否定式，不统不独，试图切割历史，回避一切敏感问题，以求迎合选民和避开民进党的正面攻击。如果不是民进党人的执政能力太差，投机趋利色彩过重，权贵化速度过快，相信国民党的选举之路会更加崎岖。

台湾社会在转型之时，经济发展已经相当成功，民众最大的诉求正是从威权管制尽快走向民主自由。在这样的情势下，任何一种能够真正还权于民的制度，对台湾社会都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而选取最成功国家的制度作为模板，可以迅速站上政治道德和话语权的至高点。所以，无论党派精英，还是普通民众，都不可能再去检讨台湾社会对美式民主的吸纳承受能力，全盘移植既是大势所趋，也是转型成功的保障。

事实上，台湾社会的悲情，根源并不在于国民党，而在于殖民时代占领者的归化政策和残暴统治，以及台湾人当时的绝望无助。这些历史内化到台湾人的意识深处，逐渐形成了一种悲情文化。只是今人已经淡忘了当年外族的奴役和杀戮，而对“威权”和“训政”记忆犹新，所以，当民进党拱出“台独”“外省人”等话题之时，能够迅速激起全社会的悲情共鸣，进而转化为对国民党的厌恶。这种套路成为民进党争夺选票屡试不爽的利器。

“一个中国”模糊表述，本来是弥合台湾人国家认同分歧的可行方案，但在政党竞争过程中，民进党出于一党之私，将悲情文化政治化，矫造出“政治悲情主义”，同时将国民党的威权统治和“中国”国家认同绑定为悲情主义的肇因，借此达到丑化和向国民党归罪的目的。民进党的这种竞选手段确实行之有效，但整个社会因此而反复强化悲情意识，主体性认知更加混乱，冲突撕裂不断加剧。

1990年时，台湾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约为中国大陆的44%，2018年降到4.4%，人均数值也已经被澳门、香港和新加坡远远甩在后面。之所以如此，原因当然是复杂的，但这期间台湾最大的观感变成了各种热闹非凡、百般操弄的选举，这却是事实。

从这个角度讲，在明年的总统选举中，经济议题虽然优先，但政治话题同样重要，如果某个候选人能够完成文化、民族和国家认同的统一叙事，同时又能将民众的经济诉求和悲情文化有效整合，他必将会是最终的胜者。

至于美国民主体制所依赖的基础，包括宗教伦理、“山巅之城”梦想和新大陆对于历史负累的阻断等，统统都被当成了民主的结果和移植的理由。而当台湾自己的民主体制得以建立，并且发挥作用之后，配套的“政治正确”话语体系也随之诞生，类似的检讨就更成了全社会最为禁忌的话题。

郭台铭参选显然是受到了特朗普的启发，同时又从韩国瑜身上发现了应对“政治悲情主义”的有效方法。他因此而树起了建构“一个中国”认同的政治信心，而且自信比其他人更具解决经济问题的能力，最终决定参选总统。但郭台铭作为一名成功商人，显然低估了悲情文化在台湾社会生活中所占的份量，对美式民主在台湾的异化也缺乏深刻理解。所以，郭台铭虽然拥有政治素人的优势，具备当选的实力，但他不像韩国瑜那样，是一种“主义”的引领者，因此，其竞选之路离不开政党系统高效而正确的统领和辅佐，否则必将折戟沉沙。

事实上，成熟的民主选举是一种政治竞争，是政党之间在同一宪政框架内的有限竞争，而不是肆意无度的革命斗争。政治竞争的目标在于争夺执政的权力，且仅限于此，其边界是不能随意触碰社会对文化、对民族和对国家的固有共识。如果不尊重这些共识，政治竞争就会转化为文化之争、族群之争，甚至主权之争。政党不再是民主制度的结果，民主制度反而成了政党集团谋取利益的工具；选举不再是决定执政权归属的过程，而会变成文化冲突、族群撕裂和国家裂变的过程。这样的社会表面上看似拥有一套民主化机制，实际上仍然处在民主化的改良阶段，混乱和伤害无可避免。

台湾社会虽然没有新教伦理，也缺乏平等自由的传承，但关于华夏文化、汉民族血统和中华民国的认同原本是存在的。如果各政党能够信守这些共识，以人民福祉为本，真正靠比拼执政方案和执政能力来争取执政机会，以台湾人之进取和台湾在国际政治格局中地位之特殊，其发展成就必将令世界侧目。但也正是受到文化基因和社会主流价值的影响，台湾的政党之争不可能局限于事先的宪政设计，而是无可避免地陷入价值空转、派别之争、私利诱导和不择手段的局面。消耗了社会资源，迟滞了社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