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Stephen S.Roach是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兼高级讲师，摩根士丹利亚洲前主席，著有《失衡：美中两国的相互依赖》（Unbalanced: The Codependency of America and China）一书。）
最后，经济实力是相对的。美国经济眼下的强大似乎只是昙花一现。它的短期韧性已是强弩之末，而鉴于其长期基本面十分堪忧，其韧性可能会进一步减弱。中国的情况则正好相反：当下的短期疲软应会在年中结束，而其长期基本面相对稳固。对于误读中国实力、高估一份表面贸易协议所带来的实际好处的美国谈判代表而言，这一现实将会是当头一棒。
出现更弱走势的风险也在增加。美国股市在2019年初的反弹，并未能抵消2018年末的大幅下跌，后者严重削弱了家庭财富和消费者信心，导致12月的零售额大幅下滑。随着申领失业救济的人数开始缓慢上升，住房市场依然疲软，全球经济日益动荡，而美联储手中弹药有限，美国经济的韧性似乎变得越来越脆弱。
与此同时，美国关税的影响才刚刚开始显现。虽然中国在2018年12月和2019年1月的对美出口同比下降约3%，但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出口却持续扩张，主要原因是新兴市场（尤其是亚洲）继续保持韧性。由于要赶在农历新年假期和美国关税进一步增加之前出货，预支了一部分的出口增长，所以中国出口预计会出现一些回落。虽然这可能会淡化短期前景，但很难将过去几个月的经济放缓归咎于出口。
此外，美国总储蓄的85%是用于替换陈旧的资本存量（capital stock）。考虑到贬值因素，2018年美国国民净储蓄率仅为3%，还不到上世纪最后30年平均6.3%的一半，当然也就更低于中国的净储蓄率，而且中国的资本存量相当新，不太需要更换。
此外，随着似乎已经长期化的美国预算赤字进一步压低国内储蓄，美中之间的储蓄差距可能会在未来几年持续扩大。另一个复杂的因素是，为了给有限的投资潜力融资，美国将需要同样长期化的经常账户赤字来弥补低迷的国内储蓄。当然，伴随经常账户赤字而来的，是庞大的多边贸易逆差。这也暴露出尚未达成的贸易协议中的最薄弱环节，即美国只能依赖同中国达成双边协议，来解决其与100多个贸易伙伴之间的更严峻赤字问题。
版权所有：Project Syndicate, 2019.
英文原题：Misreading China’s Strength
为了对冲相关风险，中国迅速利用了其固有优势：相对于西方经济体的更大政策灵活性，西方国家在财政和货币刺激措施方面基本已达极限。中国在过去一年里五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促使银行贷款增加，信贷增长也在今年初开始回升，而这又将支撑今年年中的整体经济活动向好。
大体而言，正是由于这一行动，中国信贷增长从2016年初的约16%，放缓至2018年末的10.5%左右。这给中国一度非常强大的投资引擎造成显著影响，而投资一直是中国经济最大的组成部分。中国投资的增长幅度已从2013年底的20%，降至2018年末的约6%。
相比之下，美国经济更多倚仗短期动能。得益于2017年末的大规模减税，美国2018年的经济增长回升至约3%，比前八年2.2%的微弱增速快了近一个百分点。但随着财政刺激作用减弱，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也会随之放缓，这与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对于2019年仅增长2.3%的最新预测一致。
这些储蓄差异凸显出，两大经济体增长潜力的投资基础存在重大差异。2018年，中国的投资占GDP的44%，是美国21%的两倍多。而且，考虑到美国的资本存量日益老化，两大经济体提高产能的净投资头寸之间的差距也就更大。这体现了中国在为城市化、基础设施投资、人力资本、研发，以及向自主创新转型等长期增长需求提供资金方面的相对优势。
的确，中国经济在过去几个月里明显走弱，但这并非源自于美国自以为得逞的关税战略，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求仁得仁的结果。中国经济下行始于一场去杠杆化行动，旨在消除债务密集型经济增长日益增加的风险。值得肯定的是，中国政策制定者已采取积极行动，以避免染上可怕的“日本症候群”（Japan syndrome），其症状不仅包括债务过剩，还有大量僵尸企业及由此导致的生产力挑战。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政府低估了中国的韧性和战略决心。随着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美国认为中国正深受其害，并迫切希望结束贸易战。但是，中国领导层有足够的政策空间来应对当前的经济放缓，根本无需放弃其长期战略。虽然一项着眼于双边贸易的表面协议，似乎即将达成，但两大经济体之间根本基础的巨大差异清楚地显示，占上风的究竟是谁。
政策推动下的中国经济改善，政策限制导致的美国经济放缓，美中可能截然不同的增长轨迹，使两国的长期基本面差距更加悬殊。2018年，中国国内储蓄率达到GDP的45%，几乎是美国18.7%的2.5倍。尽管中国的储蓄率已从2008年52%的峰值回落，但由于消费拉动的再平衡，已促使储蓄过剩转向吸收储蓄，中国仍有一个美国求之不得的缓冲空间。
